[摘要]本文旨在從翻譯中內容與形式的問題入手，分析了內容與形式統一的重要性，強調譯者應在翻譯實踐中努力做到神形兼備，意形兼得。在翻譯實踐中，譯者應儘量在內容和形式這兩方面保留和體現原作的原貌和精神，在理解原文內容的同時，要分析其語言形式的特點，傾聽絃外之音，盡力在譯文中再現原文語言特點，保留其審美要素，不可隨意拋棄原文的形式。
[關鍵詞]翻譯 神似 形似 對立統一
人類有翻譯活動已是很久遠的事了，羅馬人從公元前三世紀開始，就大規模地翻譯古希臘的文學著作，中國的《禮記》記載了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口譯(不排除筆譯)活動，有文字記載的筆譯佛經的活動則開始於公元二世紀中葉，翻譯的歷史可謂久矣!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是直譯，還是意譯，始終是翻譯家們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到了今天，則進化為形似還是神似，更引而申之為語言學派還是文藝學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
神似與形似的問題直接牽涉到內容與形式的問題。傅雷和不少譯家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張，其用意可以理解，雖然神似比形似更重要，但並不完全否定形似。引用著名畫家葉淺予的話，從另一角度來考察形與神的問題：“凡是畫，都要求形神兼備，有人認為‘得意’可以‘忘形’，就是說，傳神可以遺形，這是不妥當的。神是依附於形的，形不準，神也就失之真。所以我們常說：‘以形寫神。’”“這些話的意思，無非是說神要依靠形來加以表現，這同用形式來表現內容的觀點是一致的。形式不完美，嚴重遺形，內容必然受到損傷，神也就無從保全。從而，要求神似，也必須從形似做起，做不到形似，神似也就難以實現”。“神似與形似，同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等極為密切。何謂形式，如何在翻譯各種體裁的作品時加以再現，的確也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課題。根據一般的理解，我認為，形式大概包括作品的體裁、結構、手法和語言等等。形式由內容所決定，反之，內容只能通過一定形式來加以表現”。“總起來講，神似與形似和內容與形式，都表現為藝術風格”。
可見內容與形式同樣重要且不可分離，翻譯既要傳達內容，也要重視形式。有人甚至認為，一個文字只有在它的形式比它的內容更能打動讀者的時候，才能稱之為文學作品。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文學中形式因素的重要性。同一個主題，可以有多種表達形式，在當代外國文學中，一部為人稱道的作品，往往不是因為它的內容有多麼駭世驚俗，而是因為它的表現形式是新穎獨特的，或者說，得益於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比如加繆，比如杜拉斯。他們的作品翻譯，為我們本國文學的創作無疑產生了新的動力。加繆不是那種盲目追求形式的作家，也不是那種單純注重思想的作家，他始終要求內容與形式“保持經常不斷的緊密聯絡”。無論是內容溢位形式，還是形式淹沒內容，在他看來都會破壞藝術所創造的世界的統一性，而藝術，恰恰是“一種要把一切納入某種形式的難以實現的苛求”。然而內容與形式結合得越完美，對翻譯造成的障礙便也越大，這一點尤其體現在詩歌翻譯中。
譯者的主觀意願都是既想保住形，又想傳達神的。然而事實上，一些主客觀因素迫使譯者在形神之間作出選擇。一個譯者拿到一篇作品，他想把作者說了些什麼和怎樣說的傳達給讀者，他要考慮作者和原作的時代背景、文化特點和語言風格，他首先要保留的是原作的語彙、句式和結構，賴此傳達出原作所包含的人物事實、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字的風格；他不能保留的，如區別中外語文的一些特殊的句式結構(包括文化)等，他必能採取適當的方式曲為表達。一種語言要安穩地到達另一種語言，必要經過“顛頓風塵、遭遇風險”的過程，然而畢竟是可以“安穩”到達的，須知在多數情況下中外文是一致或近似的，正所謂“天下文人之腦力，雖歐亞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紓語)。有些情況需要變通的，無論什麼樣的譯者都會變通的，決不會膠柱鼓瑟，弄出不通的中文來的。原文中的字有虛實，有音響，有色彩，有情調，句或簡潔，或奔放，或舒徐，或繁複，篇章結構清晰緊湊，複雜多變，無奇不有，風格則或陽剛，或陰柔，或兼而有之，若說形似，須一一對應，談何容易，遠非字字對譯或查查字典所能奏效。至於個別的表達習慣，例如法文的形容詞一般放在名詞後面，譯成中文一定會把形容詞放在前面，根本不涉及形似還是神似的問題。大體上的.直譯若不能做到文從字順，只能說明譯者的懶惰，或對祖國的語言的掌握還不到家，更何況還要傳達出原作的精神，所以，大部分翻譯家主張“以形寫神”，或者“形神兼備”，或者“形似而後神似”，而對“得意忘形”或“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說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茅盾先生稱那種“字對字”的翻譯為“死譯”，說“直譯的意義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表達原作的精神”。真正的直譯是即重形似又重神似的，不像意譯派那樣對原文要去粗取精，離形得似，完全置形似於不顧。實際上，所謂直譯，並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是比著原文依樣畫葫蘆，字字對譯，毫釐不爽，似乎很容易，其實，直譯比意譯難得多，試想在有限的空間裡惟妙惟肖地再現原文的風采，不許裁彎取直，不許繞過困難，不許離開原文做無根之想，還有比這更難的嗎?真真是戴著鐐銬跳舞啊。水天同先生說得好：“夫‘直譯’‘意譯’之爭盲人摸象之爭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譯’，此不待辯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兩方語句，不約而同，順筆寫來，自然巧合者，當是時也，雖欲不‘直譯’豈可得乎?”這就是為什麼在《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中“直譯”“意譯”的說法幾未出現，而代之以形似或神似、語言學派或文藝學派。直譯還是意譯，形似還是神似，語言學派還是文藝學派，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的。許鈞先生說得對：“過去我們習慣於二元對立，翻譯上的語言學派和文藝學派也水火不相容的樣子，殊不知矛盾的雙方總是以對方的存在為存在前提的。在大的方面，我們需要一種翻譯哲學來解決可譯與不可譯的種種矛盾。可具體而言，我們仍然要強調翻譯是一門實踐的科學，翻譯理論研究是要在這兩個層面上展開的，而不要制訂一個標準，界定兩個學派的是與非。”
簡言之，在翻譯實踐中，譯者應儘量在內容和形式這兩方面保留和體現原作的原貌和精神，在理解原文內容的同時，要分析其語言形式的特點，傾聽絃外之音，盡力在譯文中再現原文語言特點，保留其審美要素，不可隨意拋棄原文的形式。文學翻譯既要忠實傳達原文資訊，又要恰當再現原文藝術風格。在兩者產生矛盾的時候，要考慮好形神的取捨，到底哪一個更能反映代表原作。翻譯作品的形似與神似，不僅會影響到普通讀者對原作的理解，更會影響到文學批評家對原作品的認識與研究，有時候因為作者取捨不當，將文學研究導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使人們曲解了原作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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