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問題不妨做做“農退”文章

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要有新思路。十六大報告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個在“三農”問題上具有深刻內涵的創見。這一創見，突破了就“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框框，進一步明確了在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思路必須是著眼社會全域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倘若離開這個大背景，無視這個總抓手，僅在農業或農村內部搞這樣的調整、那樣的改革是遠不夠的。應該說，這是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正是由於這一思想的啟迪，觸動了我較長時期以來就有所思的一些想法，在“農退”的概念下集合、鮮明瞭起來。我以為，至少在我們蘇南發達地區，已經可以通過跳出“農”字做“農退”文章來解決“三農”問題了。所謂“農退”文章，具體來講就是：要敢於退出“農耕”，充分利用工業化積累的資本改造傳統農業，發展跨越“糧食安全”的工廠現代農業；要敢於退出“農本”，徹底摒棄“食天農本”的狹隘小農經濟意識，充分利用城市化平臺重新整理農村發展的軌跡；要敢於退出“農田”，衝破封閉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更大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生產力佈局，營造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新格局。“農退”歸根結底就是要從蘇南地區經濟社會已經較為發達的實際出發，在不放鬆挖掘農業內部潛力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程序，加快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加快農業剩餘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轉移，加快縮小農村的地域和減少農民的數量，這樣就為根本解決“三農”問題鋪展開了更為廣闊的通途。
　　　　一、新時期愈加凸現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村各種深層次矛盾迅速表面化，迫切需要我們貫徹“統籌發展”思想“以退為進”闖出新路子
　　“九五”期間，我國主要農產品的.供求以超乎人們預料的速度實現了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餘，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序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但在基本實現溫飽目標、農產品供求數量矛盾基本緩解後，一些地區城鄉二元結構的特質很快凸現了出來：一方面，來自於農的初級傳統供給力繼續極大增長，另一方面，當今市場的現實需求卻已更多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層次。於是，現實農村的問題不斷向深層次演化，從經濟、社會執行角度看，至少存在五大現實問題：
　　（1）農產品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由於長期受過分偏好數量目標的政策影響，加之國內市場體系發育還不充分，價格訊號難以發揮對生產的調節作用，致使農產品供給與市場需求不能得到有效平衡和對接。就糧食生產而言，1995年以來連續五年獲得好收成，至1999年底，國家糧食部門的庫存達到了5500億斤，農民人均存糧達到1324斤，扣除生產生活所需，人均餘糧在500斤左右，全國農民餘糧總量在4500億斤左右，兩項合計，當年我國全社會糧食剩餘量達10000億斤，相當於全國一年的總產量。
　　（2）農業勞動力剩餘的壓力越來越大。據統計，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這段時間裡，我國的鄉鎮企業平均每年可以吸納農村勞動力1260多萬人，到1996年時達到高峰，累計吸納了1.3億元農民身分的工人。但1997年開始減少，當年減了450多萬，次年又減了500多萬，目前又回落到1億多人的水平。2001年底，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江蘇常州市農業勞動力仍佔總量的39％，同期全江蘇省為45％，而全國則超過50％。有限耕地上農業勞動力總量居高不下，要麼反映為農業勞動效率低下，否則表現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這是農民難以富裕的根本原因。
　　（3）農民收入增長越來越困難。以江蘇常州市為例，1996—1999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142元，年均增長1.1％，這比1986—1996年平均增幅下降了17.2個百分點；從全國看，從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在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的實際增幅曾高達年均9％，但從1996年往後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就跌到了5％以下，其中最低年份為2000年只有2.1％；而就全國的糧食主產區來言，這些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則根本就是下降的。2000年以後，農民人均收入雖出現了整體回升，但要持續較快增長難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