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舊唐書》書名問題，最近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402期（2004年第8期）刊登學者評書——《讀〈舊唐書辨證〉》，說《〈舊唐書〉辨證》的作者“從當時的詔令與奏文看，並非逢唐必改，而奏文中更有直稱《唐書》者，是《舊唐書》原名《唐書》並無疑問。”隨後，讀到《〈舊唐書〉辨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一書，在《〈舊唐書〉編纂考略》部分，引用了後晉天福六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所上一段奏文，並提到《冊府元龜》所載天福六年二月詔，以此“為證”證明“言涉唐朝而不必諱也。既不必諱，而沿用歷代正史命名之慣例稱《唐書》，又何其相宜也。”由此認為，“不宜否定《唐書》為其原名”。<?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然而，在當時的文獻中卻沒有所謂“沿用歷代正史命名之慣例稱《唐書》”的“證據”，何來“不宜否定《唐書》為其原名”呢？
先來看五代時的修書詔和奏文。
天福六年二月的修書敕：“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鹹闋。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浸（更）深，何由尋訪。宜令戶部侍郎張昭、起居郎賈緯、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先（光）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五代會要》卷18《前代史》、《冊府元龜》卷554《選任》）
請注意：修史敕說的是“修撰唐史”，不是“修撰唐書”。
同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奉敕同撰唐史，起居郎賈緯丁憂，請以……令與張昭等修唐史”。同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臣與張昭等（共議）所撰唐史，只敘本紀，……”（《五代會要》卷18《前代史》、《冊府元龜》卷557《採撰三》）
同樣，趙瑩亦只說“撰唐史”，而沒有說“撰唐書”。
不論《冊府元龜》，還是《五代會要》，凡涉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者，均未用過“《唐書》”之名，何以認定“《唐書》為其原名”呢？
相反，確鑿的證據倒是當時曾經對其書有過正式命名，這就是《〈舊唐書〉辨證》也未否定的《五代會要》卷18《前代史》的記錄：“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傳共二百二十卷並目錄一卷，都計二十帙。”這是迄今關於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命名的最早也是最原始的記載。《冊府元龜》卷554《恩獎》作“一雲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卷557《採撰三》作“晉少帝開運二年史官上新修《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一十三卷並目錄一卷，都計二十帙。”這是北宋依據五代實錄保留下來的一手。這三條最早、最原始的記載說明，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進書時使用的書名是《李氏書》（或《前朝李氏書》），而非“唐書”。
《〈舊唐書〉辨證》指出，《舊五代史》卷84《晉少帝紀四》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並目錄二百三捲上之”。
請不要忽略《舊五代史》修成於北宋初，已融入北宋初的觀念。更何況，現今所存《舊五代史》是清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已是幾經轉手的二手材料了。然而，就在同一卷書中，即《晉少帝紀四》中，開運二年九月庚子，也還有這樣的記錄：“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酬修唐史之勞也。”說的是“唐史”而不是“唐書”。
《舊五代史》中，關於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事，總共有8處，除上述《晉少帝紀四》2處外，另有6處，《晉高祖紀五》2處、趙瑩、呂琦、趙熙、賈緯傳各1處，分別列舉如下：
卷79《晉高祖紀五》天福六年二月“詔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趙瑩監修。”夏四月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史，……”這與《五代會要》卷18《前代史》、《冊府元龜》卷554《選任》記載一致，說的是“唐史”，而不是“唐書”。
卷89《趙瑩傳》，“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迴避“唐書”二字。
卷92《呂琦傳》，“天福中，預修《唐書》”，這是《舊五代史》中第二處說“唐書”，與《少帝紀四》同。
卷93《趙熙傳》，“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說的是“唐史”，不是“唐書”。
卷131《賈緯傳》，“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
綜合起來，《舊五代史》中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事8處，使用“唐史”5處，使用“唐書”2處，迴避書名1處。
由此可見，即便轉手的`二手材料《舊五代史》，與第一手材料同稱“唐史”者也是絕大多數，怎麼可以說其書“原名《唐書》並無疑問”呢！
《五代會要》、《冊府元龜》說“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新修前朝李氏書”七字，斷句可以有兩種斷法，一是將“前朝李氏書”五字作為書名，即“新修《前朝李氏書》”，一是將“李氏書”作為書名，“前朝”作為書名的定語，即“新修前朝《李氏書》”。筆者傾向於後者，以其書名為《李氏書》。
為什麼進書時會使用《李氏書》這樣一個書名？一是為了區別唐代已修成的國史——《唐書》，趙瑩奏中提到“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敕命購求”；二是為避石敬瑭名諱。關於避諱，對於已經存在過的朝代名，與姓氏一樣無需避諱，但要為人、地、物新起名時，避諱就是官員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一大問題了。趙瑩、劉昫等若為其兒孫們起名字，那一個敢不避諱！同樣，對於新書命名豈能不考慮避諱？顯然，《〈舊唐書〉辨證》與《讀〈舊唐書辨證〉》的作者，都沒有仔細區分這一點。
此外，趙瑩奏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處，即開頭第一句不稱唐朝，而是說“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這多少可以找到一點命名《李氏書》的根據。
是否因為避諱而取書名《李氏書》還可以商榷，但要認定五代後晉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唐書》為其原名”，總得拿出確鑿的證據來。不能先有“沿用歷代正史命名之慣例稱《唐書》”的假想，找出一點所謂“涉唐朝而不必諱”的“證據”，就說“原名《唐書》並無疑問”吧。僅憑“兩條”輾轉的二手材料就試圖輕易否定“三條”一手材料，更何況二手材料中還有“五條”材料與一手材料相同，這在史料運用上不存在粗疏嗎？
趙瑩監修、劉昫進上唐史，“原名《唐書》”肯定有疑問，絕非“並無疑問”！
實際情況是，《舊唐書》書名形成有一個過程：修成進上之前稱“唐史”，非正式書名。修成進上時，必須有一個正式書名。根據《五代會要》、《冊府元龜》等一手材料記載，《李氏書》（或《前朝李氏書》）是進書時使用的書名，亦即正式認定的書名。到了北宋初，不再稱《李氏書》（或《前朝李氏書》），以《唐書》取而代之。歐陽修、宋祁新修《唐書》完成後，逐漸以五代所修稱劉昫《唐書》、《舊唐書》，而以歐陽修、宋祁新修稱《唐書》或《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