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略回顧翻譯外國哲學著作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程序和中國現代學術發展過程中所起的 作用，或可加深我們對翻譯工作之重要性的認識。
“從變法運動到五四運動時期，這是一個啟蒙介紹時期，特點是宣揚維新，改良政治 ，反對傳統風俗習慣。”(賀麟，1984年)19世紀末，以啟蒙思想家嚴復為代表的一批翻 譯家率先把進化論和西方哲學介紹到中國來，對中國知識分子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嚴復先生親譯的《天演論》、《國富論》等八部名著，給中國思想界吹進一股新風，極 大地衝擊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勢力。啟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譯外國哲學的先行者。 他於20世紀初從日文翻譯了德國科培爾著的《哲學要領》、日本佛教哲學家井上圓了著 的《妖怪學講義錄總論》、德國泡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成為早期引進外國哲學的 代表。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學界翻譯、介紹外國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羅素、杜裡舒 、尼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康德、黑格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克思、恩格斯 、普里漢諾夫、德波林、克羅齊、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外國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許多著作被 中國人翻譯過來。翻譯者中既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又有思想傾 向各異的文人學者，如李石岑、張銘鼎、張東蓀等。這些屬於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 同國別、不同派別的外國思想家的著述，經過中國學者的選擇和解讀，不僅為中國社會 與思想的變革提供了思想資料，而且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和哲學界的誕生奠定了基 礎。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空前的規模在中國得到了系統傳 播，並隨著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在解決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與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的著述大量翻譯出版。“據不完全統計， 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馬恩著作近40種。”(黃見德，第94頁)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中國哲學家為適應新的思想啟蒙的需要，希望引進西方哲學 ，用來振奮和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精神。1941年，“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成立。中國學 者將編譯和研究工作結合起來，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哲學研究。許多中國哲學家在傳播 西方哲學的同時，融匯中西哲學，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可以設想，若無前期的翻譯工 作為基礎，這些哲學體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是當時中國的學術重鎮，北大和清華的學術大師們對於翻譯外國 哲學著作有直接貢獻。梁啟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於觀念變法的編譯家。他寫了《霍布斯 學案》、《斯賓諾莎學案》等文章，後來彙編成《西哲學說一臠》出版。吳宓先生曾校 對郭斌蘇、景昌極譯的《柏拉圖五大對話》，並向其他學者推薦翻譯《亞里士多德倫理 學》一書。賀麟先生於1931年回國，擔任北大教授併兼任清華大學教授。他十分重視翻 譯工作，曾寫過《論嚴復的翻譯》在《東方雜誌》上刊出，在《黑格爾學述》序言中提 出處理譯名的四條注意事項，為黑格爾哲學的翻譯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陳康先生於 40年代翻譯了柏拉圖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認為，柏拉圖的每本著作都是一個謎，而 《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因此，他在翻譯之外添加了大量註釋，使它不僅 是原作忠實和準確的翻譯，而且還是詳盡的詮釋。陳康先生的工作激發了不少人研究希 臘哲學的興趣，賀麟先生評價說，它“於介紹西洋哲學名著方面，尤其開了一個新紀元 ”。(賀麟，1947年，第40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與西方世界處於尖銳的對立之中。在外國哲學研究 領域，唯心主義和被視為美國官方哲學的實用主義受到嚴厲批判。在這種政治形勢下， 50年代前期的翻譯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佔絕對多數，譯自蘇聯的哲學讀物佔據 主流地位。據《全國總書目》統計，從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 作362本，其中哲學126種，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譯為43種，其中哲學15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