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白嘉軒是長篇小說《白鹿原》的主人公，在他身上既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地暴露出我國封建倫理道德的腐朽和愚昧，由於進步、消極的兩種意識在他頭腦中的融合、衝突，導致了其行為“動機與結果完全悖反”，體現了其鮮明的悲劇性。其藝術價值首先體現在深刻的歷史悲劇意識之中
【關鍵詞】白嘉軒 家庭 家族 悲劇人生
《白鹿原》描繪的是這樣一個飽經滄桑、內憂外患而又堅毅倔強的民族。陳忠實以渾厚、蒼涼、綺麗、雄壯的筆調展現了關中平原一個小村莊在半個多世紀的政治鬥爭下的苦難歷程。作品中承載這種文化精神的人物形象白嘉軒就充分體現了這種悲劇性。他的一生不僅是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嬗變的過程，而且通過這一形象，讀者可以看到這個民族在繁蕪雜亂的時代中的悲劇根源。
本文將以白嘉軒的一生為匯流排,從白嘉軒人生的經歷、家庭的、鄉族發展觀三個方面來闡述他的一生,在此基礎上說明他的悲劇人生。
一、坎坷的人生經歷
《白鹿原》中的白嘉軒是一個因死了六房妻子而悲傷鬱悶的本色農民，他人生的目標無非就是結婚、生子以繁衍後代，甚至他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娶一房不會被他“剋死”的女人。這時的白嘉軒與中國古往今來千千萬萬個農民毫無二致，生存乃至“有後”成為他的根本目的與最低要求，也是他勞動力量的源泉。在他的前六房女人均以奇奇怪怪的緣由死後，這個精幹狡黠的本色農民開始慌神了，生活一下子變得茫然。作為一個農民，他的渴求就是成家、置地、生子等，也造成了他對於精神文化的暫時短視。然而一切似乎都是宿命，白嘉軒竟然在絕望中巧遇傳說中的白鹿精靈。使他在時來運轉的同時也更加崇拜“深得程朱理學精髓”、“關中理學大儒”的姐夫朱先生。但是此時他的思維乃至行為方式還沒完全受到姐夫的影響。所以白嘉軒選擇了一條與儒家“仁義”精神相悖的道路：巧取鹿家風水寶地。
磨難把白嘉軒逼到了他後來所一直遵從的道德的邊緣，為了生存，他情願放棄“仁義”。在一系列不動聲色的“苦難”表演之後，白嘉軒採取“賣地”的曲折路線成功地從鹿子霖手中換回了那塊風水寶地，從而為自己日後的發展預留了極大的空間。此時白嘉軒身上顯露出來的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在苦難中掙扎的本能。然而面對命運的不公，他那毫不屈服、有膽識、沉著果敢又工於心計的獨特品質把他從人群中分離出來，從而使他後來有力量統領白鹿村，並逐步成為白鹿村民眾的精神支柱。
在換地之後，白嘉軒開始了他的第一個計劃：成家和彌補因自己的婚喪而消耗殆盡的家財。在假借父親託夢、遷墳之後，又娶回第七位妻子，並種植罌花，煉製雅片，在三年的時間裡發家致富、人丁興旺。在衣食無憂、後繼有人之後，白嘉軒開始了他的第二個計劃：行使族長權利並樹立族長威信。在剛剛開始時，就遇到了後來一直是他勁敵的鹿子霖的阻礙，兩人同時爭奪李寡婦家的幾分水地，白嘉軒無法寬容鹿子霖的行為，因為他是白鹿村第一個敢向他說不、挑戰他族長權威的人，他不能向他低頭。事情的結局是“聖人”朱先生說了一句“為富思仁兼重義”的話，才沒有使矛盾更加激化，而是皆大歡喜，白、鹿兩家執手言歡，白鹿村因此也獲得了由縣令古德茂親自題寫的“仁義白鹿村”的美譽。然而這只是表面的，以此事件為引線，兩人爭鬥了半個多世紀，最終還是白家取得了勝利，通過這次事件，白嘉軒明白了“仁義”對人們的約束力量之大。在此之前，他幾乎不曾想過要“仁義”，他工於心計的“換地”、他種植罌花，煉製雅片等等行為都表明他是一個心思縝密、頭腦冷靜、重利輕義、甚至是為達目的不惜損人利己的世俗農民。這也是人類的生存本能驅使他這麼做的，試想，如果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那還談什麼“仁義”呢?
我們再說“仁義”。從小習讀聖賢書的白嘉軒早知“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的訓導，後又聽得“聖人”朱先生的許多關於時勢和“仁義”的精闢分析和論述，使白嘉軒幾乎所有的困惑都迎刃而解了。也找到了建構自己儒家文化身份的途徑。他開始修繕供奉祖宗的祠堂，興辦學堂，修築圍牆等等。在姐夫的思想的影響下，白嘉軒開始放棄個人恩怨，慢慢形成要在白鹿原上建立起一個以“仁義”為基礎的“仁民政治下的禮樂社會”，但是白鹿原這塊土地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中既接受文明的洗禮也容納汙濁的浸染。在五十多年的變遷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為鄉約、村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村寨的每一位村民心中。人們的生活和行為方式受其左右。在白鹿村，有合乎仁義道德的規範，但也有“偷雞摸狗”、“賭博、抽菸”的不良習氣。要改變這種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在此時，經過朱先生深思熟慮的《鄉約》幫白嘉軒解決了大難題，其中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等方面在強調儒家仁義的同時對村民的日常行為有規範和約束作用。文中多次提到和顯露出這部“教民以禮儀，以正世風”的鄉約幾乎代表了白嘉軒一生的理想。他開始用鄉約來規訓村人的行為，使《鄉約》成了土生土長的鄉土教材。在這一教材的影響下，白鹿村村民開始改變，人們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給人們的感覺是，白鹿村幾乎真成了“禮儀之邦”。白嘉軒深有感觸的認為：在政局動盪的年代，唯有“仁義”才是立世之根本、獲取人心之保障。
然而繁重的賦稅、村民生活的艱難與鹿子霖等人的大吃大喝形成強烈反差。在孔孟“仁愛”思想的影響下，他決定“起事”，發“雞毛傳貼”，親自策劃了“交農事件”，白嘉軒卻被田福賢、鹿子霖拖住，使之與“成仁”的機會失之交臂，也失去了成為“一呼百應”的英雄的機會，反而成全了一直默默無聞的長工鹿三。這是他唯一一次與政治近距離接觸，最終卻以失敗告終，這也成為他終生的遺憾。再後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白嘉軒不得不無奈的宣佈：“日下這兵荒馬亂的世事，我也無力迴天，各位好自為之……”正式宣告他對族規、鄉約行使權的終止，這也使得他理想幻滅。使他想建立以“仁義”為基礎的“仁民政治下的禮樂社會”也終成泡影。客觀現實與主觀意志不相符是造成這一悲劇的主要原因，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要對客觀現實強加以改變，結局註定是悲劇的。
二、冷漠的家長
白嘉軒是深愛著他這個家的，他以“仁義”為核心構建這個家，以“禮”為盾維護著這個家，其中始終澎湃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儒家文化精神。對於家庭，白嘉軒感觸頗深的不外乎是父母妻兒，對於父親的突然死亡，他被徹底打垮，使其一度昏厥幾次，對於母親，一直存著敬意，對於妻子，在他看來只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對於兒女，他表現的一貫是冷酷甚至不近人情!本節主要從他對妻子的態度和對白孝文、白靈的態度出發來描述白嘉軒的家庭觀。
妻子吳仙草是他的第七個女人，通過全篇可以看出，白嘉軒是愛仙草的。在仙草生了白靈後他生平第一次親自下廚房去為她燒了一碗開水，使“她感動的流下了眼淚”。仙草因瘟疫纏身時，他忍受巨大悲痛照顧著她，在仙草病重時，抓住她的雙手忍不住傷心的哭泣。此時白嘉軒完全是一個好丈夫形象。但是在仙草彌留之際，希望見一見自己的親生骨肉馬駒(白孝文)和白靈時，白嘉軒表現的又是另一種面目，他對鹿三說“先上縣，再進城，路數就那樣走。你到縣上甭見孝文，到城裡也甭尋靈靈。”他連為自己奉獻了一生的妻子最後的願望都不去滿足，而是陽奉陰違，這又說明了他固執、保守和愚昧的一面，他雖然愛妻子但是更愛臉面、更看重所謂的“仁義、道德”。“仁義、道德”促使他背棄親情，而親情又是那麼的難以割捨，所以在飢謹之年，他同意母親要照顧白孝文的妻兒的建議，對後輩的慈愛掩藏在冷峻的外表下。
白嘉軒對自己的兒子摻雜了太多感情，以至於後來白孝文的墮落使他感到“這個兒子丟了他的臉虧了他的心辜負了他對他的期望，他為他喪氣敗興的程度遠遠超過了被土匪打斷腰桿的劫難”。白孝文是他的長子，是他名正言順的族長接班人，白嘉軒竭力用四書五經和“耕讀傳家”的封建教育方式啟蒙白孝文，但這種壓抑人性的教育並不能讓白孝文完全領會“族長”的意義所在，也就不知其身份的重要性，因此他很輕易的被田小娥引誘。這使白嘉軒倍受打擊，他沒有一絲慈愛和挽救的心，把白孝文毫不留情的清理出門戶，以正其名，並揚言白孝文當了皇帝也不準回家。然而當白孝文用一身制服掩飾了所有的不光彩，要求回鄉祭祖時，他同意了。當聽到村民議論“龍種終究是龍種”，白嘉軒他得到的不僅是一種心理補償，更是一種榮耀。白孝文後來做了縣長，他更是欣喜地認為是“白鹿精顯靈的結果”，這種想法不更是一種悖論性的內涵嗎?
對於愛女——白靈，他的態度是兩個極端。他對白靈傾注的愛比誰都多，從她出生到她離家出走的十幾年中，白嘉軒對她極盡寵愛之能事。文中說他“常常忍不住咬那手腕，咬得女兒哎喲直叫，揪他的頭髮，打他的臉”， “他把疼哭了的女兒架上脖子在院子裡顛著跑著，又逗得靈靈笑起來”。他雖然很清楚對於女兒更該“嚴管”，“只是他無論如何對靈靈也冷不下臉來”， “不忍心看她傷心哭鬧”。他甚至違背封建禮教的原則而送白靈去學堂讀書，當白靈偷偷跑到城裡上“新學堂”後，他也顯得無能為力，顯示了他的慈愛。後來，白靈徹底的背叛了這個家而出走，白嘉軒就表現出了他一貫的果斷和決絕，他不允許家裡再提“靈靈”這個名字，就全當她死了。但是他的心裡是否真的割捨下了這份親情呢?此時他的親情與他所追求的“仁義”思想相悖，相互纏繞，理不清。但在白靈遇害之夜，白嘉軒與母親還有大姐受到白靈的託夢，對女兒的牽掛之情使他再也無法顧及“族長”身份和“仁義”的牽絆，冒著漫天大雪去求姐夫解夢，探詢女兒的生死。幾十年之後，一塊“革命烈士”的牌子掛在他家門框上時，“他才哆嗦著花白鬍須的嘴巴喃喃地說：‘真個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這種沉痛、追悔之情溢於言表，又是何其真切。
這種種都表明白嘉軒在家庭觀念上的失敗，白孝文的改變違背了他的“仁義”思想，白靈的被害使他遺憾、慚愧終生。這些都與他本身所追求的理想相違背，其結局註定也是悲慘的，這體現了他在家庭觀方面的悲劇性。
三、族長的權威
本節主要從白嘉軒作為一族之長，在對待白、鹿家族的事和人方面入手，描述他對鄉族、對族人的感情。
首先，在白嘉軒解決了自己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問題後，就開始在族裡著手樹立自己的威信和行使自己族長的權力。從整部小說我們可以看出白嘉軒一直不願意與政治走的太近。作為一個農民，生存的重要對他來說始終是第一的，所以當姐夫朱先生犁去他創造財富的罌花時，“他蹲在邊上，雙手抱住頭再也說不出話來”。雖然他對政治淡泊從容，但是他卻十分看重族長權利並牢牢把握住它。當辛亥革命后皇帝被廢除，在白鹿原上造成的恐慌不是來自城裡的“反正”，而是來自“白狼”的威脅。白嘉軒適時的帶領大家修復圍牆，派人巡邏，成功的阻止了白狼的侵襲。加上及時的翻修了祠堂，創辦了學校，這些舉措使白嘉軒樹立了自己的威信，也使白嘉軒體驗到了族長權威和號召力帶來的快感，更使他明白“仁者得人心而得天下”的道理。他懲治煙鬼、賭鬼，使鄉民改邪歸正，“學為好人”;親自重重的鞭打犯錯的白孝文，以期能洗清恥辱;在大旱之年，帶領鄉民祈雨，不惜傷害自己已經殘疾的身體等等眾多事件都說明了他對鄉約、族規的看重，特別是在封建禮教方面，“克己復禮”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真正成了他的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
其次，白嘉軒與鹿三的關係超越了傳統的主僕關係，而是有著深厚的情誼，白嘉軒“重義輕利”的精神在此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他從不克扣鹿三的吃食和薪俸，還與其同勞動、共吃喝，甘苦與共，甚至有時他們的觀點是統一的、不謀而合的。雖然這樣，但是通過全篇我們仍可以看出白嘉軒一直都沒有忘記兩人之間的差異，也因此他才一再的在家人面前重申“不許把三伯當外人”。這種強調本身就是一種暗示，一種身份的暗示，說明他們並沒有從骨子裡、血緣上相融合，所以才需要不斷的提醒家人，也提醒自己。在聖人朱先生對他興辦學堂之舉打躬作揖的感動和頌揚之後，白嘉軒進一步看到了“仁義”的力量，使其建構仁義之鄉的精神追求更加迫切。也因此他才堅決主張讓黑娃上學，還為他交學費，即使在黑娃犯錯之後，仍拉著他的手把他送進學堂，他就是要樹立一種仁義的典範，一個榜樣。他在得知打斷自己腰的是黑娃之後，他保持了緘默，這並非就是他原諒了黑娃，而是礙於與鹿三的情誼而不便說破。當黑娃被白孝文抓了之後，他不計前嫌去救黑娃，這才是真正的仁義之舉。在田小娥受鹿子霖蠱惑而引誘白孝文使其臉面受損後，他對這個女人是恨之入骨的，最後，鹿三感恩於白家對他的仁愛，而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媳，對於這樣的結局，白嘉軒無疑是快慰的，他快慰的不僅是這個可惡的女人死有餘辜與不再害人，而且他發現鹿三身上洋溢著自己所沒有的某些東西，鹿三做了他沒有想到或者礙於族長身份而不敢去做的事，使他看到了另外一個鹿三，也使他發現他與鹿三之間竟有著如此的統一。在鹿三去世之後，他感到真正的孤寂和深切的悲痛，因為死去的是他的知己，他的夥伴。他雖然因此而“涕淚橫流”，但是即使是此時的白嘉軒仍然沒有忘記二人身份的迥異，因為他惋嘆的不過是一個“長工”去世了，雖然他認為是“白鹿原上最好的一個長工去世了”。
白嘉軒一再堅持“道德”和“仁義”，在面對一個人本能的生存挑戰時，所謂的“仁義”也就不堪一擊了，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是所造成的結局卻是與他初衷完全悖反的。他堅持“學為好人”，可是在黑娃真正“學好”後的結果卻給他迎頭一擊。前期的黑娃倔強叛逆，而後期的他卻徹底迴歸。從反抗命運到屈服於命運，從反抗禮教到屈服於禮教，從一見到先生就怯得慌慌到成為朱先生最好的一個弟子，從拒絕接受儒家文化到最終的“學為好人”。黑娃的命運即是我們這個民族在新舊文化更替過程中人與民族命運的一個縮影。黑娃由叛逆向迴歸的轉變，彷彿是一種命運的偶然，實際上卻是隱藏著深刻歷史的必然：在當時社會和歷史背景下，黑娃不可能掙脫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和控制。依靠他個人的力量，他也根本無法從封建傳統的重重封鎖中突圍。這樣的殘酷的現實使他一時接受不了，而“氣血矇眼”，昏死過去。小說在結尾處，白嘉軒與鹿子霖碰面的場景，他看著已經瘋呆的鹿子霖，對他說的那些話，我覺得是他內心真實的懺悔，他也在心中不斷的責問自己是否做得正確?這些人物的悲慘結局對於白嘉軒而言，不只是一個人生命的結束，還是他自己的追求和信仰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徹底破滅。
時世的變化無常，最終沒有成全白嘉軒的理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仁義”變得遙不可及，更不要說他想建立一個“仁義”基礎上的“仁民政治下的禮樂社會”了。不論做什麼事情，都必須以客觀現實為基礎，能動的改造客觀世界。而不能一廂情願的以主觀意識去左右、去改變客觀的現實世界，這樣做的結果註定只能是悲劇收場。傳統文化冥冥中主宰著白鹿原人們的命運，也主宰著中華大地上的中華民族的命運。它似乎無聲無息，無影無蹤，然而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孔不入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人們。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白嘉軒，他是一節腐朽的木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時代的標誌，這也是我本人關注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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