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先秦秦漢經濟史研究綜論

總體性論述 孫家紅《史散論》(江西財大學報1)認為經濟史是一個特殊的學科領域，“介於”經濟學與學之間，其產生的時間、學科的性質以及研究的取向，都是值得很好思考和討論的一個。王東《農業、新石器、陶器三大技術創新論——文明起源三大物質前提新論》(天津1)認為農業起源、新石器起源、陶器起源這三大創新分別實現了產業創新、工具創新、日常生活用具創新，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質技術基礎。郭沂《社會形態的四個層面及其歷史分期》(文史哲6)將社會形態分為社會經濟形態、社會關係形態、社會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四個自下而上的層面。認為中國自有文明以來，經歷了聖權、王權時代、霸權時代、皇權時代和民權時代五種社會形態和相應的五個階段。畢道村、肖翠鬆《論中西封建時代城鄉經濟關係的不同性質》(人文雜誌2)認為，由於西歐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權與貨幣權關係截然相反，致使兩者城鄉經濟關係大相徑庭。林文勳《中國古代專賣制度與重農抑商政策辨析》(思想戰線3)指出，專賣政策與重農抑商的區別極為明顯，二者既表現為實施動機上的不同，也表現為基礎和實際的不同。作為封建國家在工商領域的兩項基本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二者一直並行不悖的得以推行和實施。專賣制度和官營商業的`存在並不足以否定重農抑商政策。樑巨集志、曹端波《論中國古代專賣制度和商品經濟的關係——從“長時段”理論進行考察》(雲南民族大學學報3)認為專賣制度本身是一個動態過程，評價其是否阻礙或促進了商品經濟的，只有將其放在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時段”裡進行考察，才能明晰其在整個歷史上的作用。李紹強《論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政策的變革》(歷史教學10)認為在封建社會，國家控制工商業是既定國策，但不同階段的側重點不同。姚登權《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滯後的人文思考》(求索2)認為當時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原因主要在於封建統治者重農輕商的治理思想。

土地制度與產權 利用出土簡牘研究秦漢土地制度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高敏《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國經濟史研究3)認為《二年律令》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