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對秦檜是奸細提出異議者，是何忠禮先生，他在《岳飛研究》第４輯《〈老學庵筆記〉中所見的秦檜》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頁中，主要是以陸游的《老學庵筆記》為證，他說，“秦檜南歸，事關重大，但人們對他所以能夠南歸的原因，且眾說不一，從而成了歷史的懸案。一種人以為秦檜自己設法逃歸的；另一種人則認為是金人為從內部破壞南宋的抗金戰爭，故意將秦檜作為內奸縱歸的”。“分析上面兩種說法，我們認為，儘管秦檜南歸後，堅持對金屈辱投降的路線，犯下了種種罪行，其所作所為，在人們看來，確實很像是一個金人打入南宋內部的奸細，但是平心而論，朱勝非在《秀水閒居錄》中所說的話，是頗多疑問的”。“可是，與秦檜生於同一時代的‘朝士’，且見多識廣，力主抗戰，對秦檜又極無好感的陸游，卻作了與朱勝非截然相反的記載。應當特別指出的是，陸游撰《老學庵筆記》已是秦檜死後四十年以後的事，此時檜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檜生前的種種罪行，已經無所顧慮，陸游更無必要為他諱護。故與《秀水閒居錄》相比較，《老學庵筆記》和《中興遺史》所載秦檜由金方逃歸事，其可信程度確實要高一些”。今將《老學庵筆記》卷１載：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完顏撻懶）？’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歸，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①《兩宋史研究彙編·秦檜的親友》第１４５頁。
１
首先，從年齡上說，陸游與秦檜雖仍是耳目相接，卻不能算“同一時代的‘朝士’”。何忠禮先生認為陸游“無必要”為秦檜“諱護”，是有道理的；但說“與《秀水閒居錄》相比較，《老學庵筆記》和《中興遺史》所載秦檜由金方逃歸事，其可信程度確實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為從時間上說，後兩書出現較晚，決非兩個作者親歷現場，瞭解秦檜歸宋的底細，無非是得之道聽途說。《老學庵筆記》的成書大約在秦檜死後三、四十年，①時間相隔不近。如果稍為了解一點金史的話，依金太宗時的政制，就元帥左監軍完顏撻懶在“東朝廷”的地位而論，他放一個秦檜歸宋，絕對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根本無須承擔多少政治責任。上引記載的對話，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之類，就是不合情理的。這就多少反映了道聽途說的不可信。
朱勝非與陸游不同，是與秦檜同時代的宰相，他與呂頤浩的私人關係不錯，而與李綱、趙鼎、秦檜等人都有嫌隙，這些在《秀水閒居錄》中所反映。但何忠禮先生說他“力主和議，政見本與秦檜一樣”，卻是不符起碼的史實。朱勝非任相期間，最重要的政績之一，是堅決主張並支援岳飛軍克復襄漢。紹興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趙鼎的建議，命令前任宰執上奏，條陳對金政策。從《三朝北盟會編》所載的朱勝非奏看來，他的主張是與李綱、呂頤浩等人相似的，而與他們相對立的正是秦檜和汪伯彥。今摘引朱勝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話如下：
“今內外勁兵無慮三十萬眾。兵既眾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既作矣，患無可乘之機，今則機會可乘。不於此時，速謀進取，使既作之氣復墮，當乘之機復失，以數年嘗膽之勤，為一旦噬臍之悔，可勝惜哉！”②
如果硬要將朱勝非歸之於投降派，豈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禮先生引用《秀水閒居錄》，摘自《中興小紀》卷９，其實，此段文字經清人修《四庫全書》時篡改，如將“撻辣”改譯為“達蘭”，“虜”改為“金”之類。他另在注中說：“《會編》卷二二０所載略同。”這裡涉及一個如何用較原始的記錄和版本的常識性問題，即應當儘量避免使用《四庫全書》。今存較原始的《秀水閒居錄》有關摘錄正見於《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０，因為此段文字未經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禮先生對此問題似乎並不在意，類似的情況在《南宋史稿》中並不罕見，這隻怕有一個史學的基本素養問題。以下摘錄《會編》原文，從秦檜拜相開始：
“未幾，檜果相。次年，植黨以排呂頤浩，上乃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雲：‘以河北、河東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令載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①參見中華書局標點本《老學庵筆記》前言注①。②《三朝北盟會編》（以後簡稱《會編》）卷１７６，按眾宰執上奏時間，《會編》繫於紹興七年，應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後簡稱《要錄》）卷８７紹興五年三月所載為準。
２
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為彼大酋撻辣郎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在濟南府，為取數千緡，贐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倫奉使至其軍中，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於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按何宗禮先生摘引的《中興小紀》文字無開頭到“正與檜語合”一段，亦無“其後撻辣統兵”到“出於虜意也”一段，“婢僕亦如故”的“如”作“無”，當然以“如”為優。朱勝非的記錄旨在說明秦檜“北人歸北”的建議乃“出於虜意也”，這當然是證明秦檜身份重要線索。此外，“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這當然也是秦檜自己留下了重要的破綻。
何宗禮先生說：“只要具體分析一下朱勝非的這段話，就會知道其攻訐成分多於事實，不足令人憑信。”他又具體分析說：“勝非閒居八年，紹興十四年（１１４４）卒。《閒居錄》正是他晚年退居秀水（今浙江嘉興）時作。但是，本書既有不利於秦檜的內容，在勝非生前是決不可能流傳於世的，反之很難說沒有後人附益之辭，這是疑問之一。楚州距濟南有上千裡之遙，未知金人豢養秦檜為奸細，何必非從那裡取王仲山別業之錢以贐其行？這是疑問之二。有宋銅錢，一緡重五斤。千緡則達五千斤，檜長途跋涉去南宋，讓他攜帶這麼重的貨幣以行，未知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若謂並非銅錢而是金銀，勝非又安得而知之？這是疑問之三。宋代國史及秦檜《北征紀實》皆言檜藉故逃脫，並未有“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之語，而勝非為何要作如此記載？這是疑問之四。”
按《宋史》卷２０３《藝文志》著錄有“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二卷”。《文獻通考》卷２１７載：“《秀水閒居錄》三卷，陳氏（振孫）曰：‘丞相汝南朱勝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此段是摘錄《直齋書錄解題》卷１１。今存《說郛》 ４１有此書殘編七條，類似筆記小說。按朱勝非最後“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而病死，①並非寓居秀州，即今嘉興，何宗禮先生說他“晚年退居嘉興”，系誤。至於他何時寓居宜春縣，已難於稽考。宋人對《秀水閒居錄》的作者並未提出懷疑，如《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大史書中都廣泛引用此書，李心傳又往往在《要錄》注中作了考辨和取捨。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４４紹興十二年三月乙卯注，可知《秀水閒居錄》中時間最晚的一條記載，可能是敘述當年科舉的舞弊：“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侄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李心傳在注中引用此說，是作為正文的依據。誠如何宗禮先生的①《要錄》卷１５２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１５。
３推斷，《秀水閒居錄》得以躲過當時很厲害的文禁，是很不容易的，但此書畢竟在文禁後傳世了。
何宗禮先生認為，“很難說沒有後人附益之辭”，作為“疑問之一”，是有可能的，但應當按照胡適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原則，進行求證。李心傳在《要錄》注中已經對《秀水閒居錄》的記載正誤有所考辨，卻沒有提出“後人附益”的問題，八百年後的今天，只怕更難以作“小心的求證”。
至於何宗禮先生的第二、三條疑問，似並不涉及多大的實質性問題，但據秦檜自撰的《北征紀實》，他從金人那裡逃歸，是“許重賂”於“舟人”，到達宋軍寨中，“有副將劉靖者，宿議相圖，以取囊橐”。①此處不妨引用《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０《中興姓氏錄》的記載：
“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檜至漣水軍賊丁 寨。諸將度曰：‘兩軍相拒，豈有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誅之，以絕後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力保護之。”
按何宗禮先生說：“還有兩種是無名氏的《林泉野記》和《中興姓氏錄》，不過他們的說法與《秀水閒居錄》大同小異，基本上是沿襲《秀水閒居錄》而來的。”此說又是缺乏“小心的求證”的一例，說是“沿襲《秀水閒居錄》”，其實是難於拿出什麼依據的。參對上引的兩書文字，顯然找不出“沿襲”的蛛絲馬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林泉野記》的文字與《中興姓氏錄》相近，此處不再重複摘錄。依據秦檜自述與另外三書的記載，可知秦檜歸宋時，確是“囊橐”甚豐，“厚載”本身就有可疑的成份。
關於何宗禮先生的第四條疑問，即“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確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從秦檜自撰的《北征紀實》中，只怕難以尋找答案。因為從今存互相矛盾的記載看，秦檜前後說法不一，其實是謊話不圓，而不得不屢易其說，而《北征紀實》則是最後的定稿。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９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載：
“秦檜入見。……檜自言殺監己者，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而宰相範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於政事堂，翊日引對。”
何宗禮先生說“宋代國史及秦檜《北征紀實》皆言檜藉故逃脫”，其實，宋代的官史除會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錄》的記載，應視為今存較原始者，何宗禮先生似不應視而不見。此外，《宋史》卷４７３《秦檜傳》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紀傳體《中興四朝國史》，此傳說：
“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何）、（孫）傅、①《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４
（司馬）樸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範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檜的南歸之說最初就講得合情合理，就沒有那麼多人引起懷疑了。何宗禮先生對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提出的第四條疑問，正在於自己沒有認真閱讀史料。《盧溪文集》卷４７《故左奉直大夫直祕閣向公行狀》載，向子 對胡安國說：
“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也。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檜南歸，必須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後跨四個年度的相關記載。何忠禮先生寫道：“爾後，金太宗‘高其節’，以賜其弟左監軍撻懶為任用。”“高其節”三字見於《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儘管是古代史書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傾向性還是十分明顯。實際上，“高其節”當然是不準確的，準確的用語應是“變節”。同時被俘的宋朝官員到北方後，都守節不屈，而秦檜卻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箋證·呻吟語》載：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虜遷從官陳過庭等至顯州，惟秦檜依達懶，居留弗遣。”
時顯州已升廣寧府，②此處仍沿用舊名，為今東北遼寧北鎮縣。陳過庭等人被流放到那裡受苦，唯獨秦檜卻“依達懶”，而留在號稱“東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這是被俘宋人的記錄，可見秦檜在充當俘虜當年，即很快變節投敵。《鄂國金?續編》卷２０《鄂王傳》記述秦檜的事蹟，固然有綜合其他記載的成份，此處不必贅錄，單引不見於他書的一條記錄：
“親王（鄆王趙）楷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來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吳，嘗言之蜀人，謂兀朮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焉。兀朮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 嗟嘆，亦有掩泣者，兀朮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顏兀朮是以主戰著稱的，秦檜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與“左右侍酒”的趙宋“貴戚王公之姬妾”適成鮮明對照，亦足見秦檜在女真貴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适（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狀，今見於《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１和《盤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①此條為《要錄》卷１３６紹興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要錄》作向子 。②《金史》卷２４《地理志》。③“東朝廷”之說見《會編》卷４５《金虜節要》。
５洪皓是個被譽媲美蘇武的宋使，據行狀說：
“初，虜圍楚州，久不下。時秦留粘罕所，虜使之草檄諭降，有室 者在軍，知狀。先君與秦語及虜事，因曰：‘憶室 否，別時，託寄聲。’秦色變而罷。明日，侍御史李文會論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饒州。”
此段記載的錯誤，在於說“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將是完顏撻懶，應是在完顏撻懶手下充任用和參謀軍事時，為金人草檄。從前引《靖康稗史箋證·呻吟語》的記載看來，秦檜是一直在“東朝廷”完顏撻懶手下，而未到雲中的“西朝廷”完顏粘罕那裡。當時完顏兀朮也是燕京“東朝廷”，故有設宴款待的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也針對此段記事說：“時粘罕在雲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撻懶使之。”儘管此條記載有誤，但秦檜為金人“草檄諭降”，應是事實。楚州之戰是建炎時最英勇、最悲壯的保衛戰之一，全城軍民在趙立的指揮下，義不苟生，與秦檜的行為適成鮮明對照。《鄂國金?續編》卷２０《鄂王傳》又有所補充，說：
“或言檜嘗為虜酋作檄文，有指斥語。”
所謂“指斥”，即“指斥乘輿”之縮寫，即檄文中有斥罵宋高宗的言語。與上引幾條記載不同者，是宋使張邵歸來後的上奏。《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２張邵行實說：
“其見撻懶於昌邑也，遇秦丞相間行南歸，班荊路隅，泣涕相勉，詞氣奮烈，秦公為之側目。”①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５９紹興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張邵上奏：
“唯師臣檜蘊精深高世之識，灼見南、北兩朝事體，別白利害，力贊陛下兼愛赤子，敦講和好，用息兵靖難，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異類亦能知之；非特史能書之，黨庠家塾、雜記小說亦能書之。顧有陰功隱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請得言之焉。臣於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敵軍，適逢檜於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蓋被執而訓童蒙，以給朝夕。亦猶蘇武食窖中氈雪，賴以活其命，留為今日中興之用。其後臣益北徙，至金所謂中京者，已而二聖稍東，有隨駕醫官七、八輩，因留而居，一日，過臣言：‘秦中丞已間行南歸矣。’有滎（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為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帥粘罕，引大義以譙責之，粘罕有慚色。’②及臣南歸渡江，有為臣言，曾有自金傳寫，得其書稿觀之者，今士①《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２５《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邵）神道碑》有類似記載。②《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２５《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邵）神道碑》說：“檜在中京，嘗代徽宗皇帝移書粘罕，述海上盟約及講和利害，結好基此。”此處說秦檜為宋徽宗“移書”的地點是在中京，但從上引張邵奏看來，並無中京的地點。
６
大夫間往往有之。臣親見子厚言其事如此，則知檜昔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於天下社稷者多矣，特恥自炫，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從此段文字看來，張邵拍“師臣秦檜”馬屁之意，已躍然紙上。在張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議迎請宋欽宗，因此得罪秦檜，被言官彈劾而一度貶黜。①此次上奏，無非是為利慾所驅使。其中敘述秦檜“策蹇衣褐”等情況，就很難認為是可信的。史稱張邵“自楚州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顏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②昌邑是濰州的屬縣。《宋史》卷３７３《張邵傳》說：“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但若對張邵此份上奏進行分析，卻也可推知了一個基本史實，即自秦檜變節降金後，就一直追隨著完顏撻懶，完顏撻懶到濰州，他也跟隨到濰州，所以才能在那裡見到出使的張邵。至於張邵行實說他出使時，“遇秦丞相間行南歸”，顯然是不確的，張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檜南歸在建炎四年，應以張邵本人的上奏為準。他是到達中京大定府後，才得知秦檜“南歸”的。③
關於張邵奏中提及的秦檜為被俘的宋徽宗起草上完顏粘罕書，其實是搖尾乞憐之詞，但各書記載不一，或說是宋徽宗起草，經秦檜修改，或說是秦檜起草，此事後來在秦檜上奏中也承認，在此不必多論。④按《宋史》卷４７３《秦檜傳》之說，宋徽宗的上書是“檜以厚賂達粘罕”，此說其實也反映了秦檜在金朝的特殊地位。
另一個值得考慮的疑點，是秦檜南歸時攜帶的“親信高益恭”。《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抄錄了《中興遺史》，並說明其正文系“以趙 之《遺史》及檜《北征紀實》參修”。《要錄》的文字經清人篡改，今查對《三朝北盟會編》卷１４２，其中關於秦檜南歸的敘事，其實就是照抄《中興遺史》，而未經清人篡改。原文太長，而且比《要錄》注中詳細，今僅摘錄直接的記事於下：
“檜為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為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州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紛爭趨入楚州。檜常以梢工孫靜為可與語，遂密約靜於淮岸，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為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①《會編》卷２２２張邵行實，《要錄》卷１４９紹興十三年八月庚子，丁未，卷１５０紹興十三年九月丁卯，《齊東野語》卷１３《張才彥》。②《要錄》卷２８建炎三年九月丙辰。③《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說：“苟如張邵所奏，謂檜自中京間行南歸，則無是理。”按張邵奏並無此說，此是李心傳讀書粗心所致，④《會編》卷２１１《北狩行錄》，卷２２０《中興遺史》，《要錄》卷１６建炎二年六月，卷１６５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戊戌。
７
依《中興遺史》之說，秦檜與陳過庭等其他被俘官員不同，確是變節降敵，但又是在楚州逃歸的。《三朝北盟會編》卷１９７另引一段《中興遺史》：
“初，秦檜在虜中，與撻懶相善。檜還朝為宰相，知撻懶封魯王。檜欲間撻懶，使貳，乃令高益恭齎書與撻懶。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隨朝。檜授以承信郎，令齎書賀撻懶封魯〔王〕，勸撻懶就封，以治魯地，且己為南朝宰相，〔可〕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令（冷？）莊金人寨，取投（交收）文字。光世令漣水軍山寨統領官王勳，送益恭至金人寨，得迴文，到清河，遇祝友據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勳。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勳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遂殺撻懶一族良賤八百餘口，而益恭以烹死。”
此段文字又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３０紹興九年七月己卯朔注。李心傳只是在注中說：“祝友據楚州紹興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誤。”按秦檜初相是在紹興元年至二年，完顏撻懶是在“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①天會十五年即紹興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劉光世軍其時早已改為駐守淮西，他又於當年罷兵權。秦檜是在紹興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再相，完顏撻懶又在天眷二年，即紹興九年（公元１１３９）的政變中被殺。由此可知《中興遺史》記載之差誤。但《三朝北盟會編》卷１７２引秦檜紹興五年上奏，卻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光世通書虜酋，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劉）豫，失亡則在虜。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師。……繼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攜酋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眾，款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俾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始不拘留。”②
秦檜所說“令劉光世通書虜酋”是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他歸宋後不久的事，有北京圖書館藏《 王劉公家傳》卷３為證。他所說“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是指紹興二年（公元１１３２）金人放回宋使王倫的事。由此推算，“俾益恭北還”的時間大致是在紹興元年（公元１１３１）至二年，大約是秦檜初次任相期間。完顏撻懶被殺是在高益恭歸金後七、八年的事，從今存各種記載看來，當然與高益恭投書無關。①《金史》卷４《熙宗紀》，卷７７《撻懶傳》。②《會編》說此奏上於紹興七年，今據《要錄》卷８７紹興五年三月考證，應上於紹興五年。③《會編》卷１４２，《要錄》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中興遺史》。
８
秦檜被俘北上時，“小奴硯童與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隨行。③他歸宋時，除了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燕人”“親信高益恭”。但秦檜奏中卻說是“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當時將原遼朝統治區的漢人稱“漢兒”。秦檜把高益恭帶到南方，又放回北方，並且詭稱他只是被俘者，而不承認此人是自己帶回的“親信”，這種掩人耳目的手法，當然也是一大疑點。
研究歷史，忌諱孤證，尤其不能迴避與自己論點相悖的史料，這是一條常識性的通則。上引一些與何宗禮先生論點相悖的史料和論證，並不是新論，早見於鄧廣銘先生《岳飛傳》（增訂本）、劉子健先生的《秦檜的親友》以及筆者的一些論著中。何宗禮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學庵筆記》的孤證，似乎是對秦檜不是奸細提出了新說，但由於對上述史料和論證採取了迴避態度，只怕就難以成為有力的新說。
正如本文在開頭所說，金人如何放秦檜歸宋，若能留下詳實的歷史記錄，反而應是怪事。但若能分析以上所述的各種疑點，包括“其後虜使李永壽、王詡來，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①人們判斷秦檜是奸細，大致是沒有冤枉他的。當紹興八年，秦檜獨相，力主對金屈辱和議時，臨安府有百姓出榜帖：
“秦相公是細作！”②
常言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足以反映當時民眾對秦檜身份的評判。但既然傳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檜是奸細的過硬證據，就留下了人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空間。本文論證如有不當，歡迎徐規先生、何宗禮先生或其他同行批評和指正。①《鄂國金?續編》卷２０《鄂王傳》。②《朱子語類》卷１３１，《朱文公文集》卷９７朱鬆行狀。
作者：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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