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就是在預測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方面能夠提供有用資訊、從而指引貨幣當局進行政策操作的變數。就像看病一樣，醫生並不直接知道病人到底患了什麼病，他們只能通過對病人脈搏、血壓的分析來作出判斷，並據此開出藥方。通過對中介目標變動的分析，貨幣當局也可以瞭解到國民經濟執行的實際狀況以及其偏離調控目標的方向和程度，從而為下一階段的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指導。引入中介目標概念以後，貨幣政策實施過程就通常被劃分為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3個相互關聯的階段。
二戰以後，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方法和角度雖然在不斷演進，但中介目標的選擇標準卻一直比較穩定，其基本選擇標準就是：（1）可控性，即中央銀行要能夠實現對該經濟指標的有效控制；（2）相關性，即人們要能夠從中介目標的變化中，比較準確地預測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情況；(3)可測性，即中介目標要能夠被及時、準確地測量到。
從戰後各國的經驗看，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經濟變數可分為總量指標（貨幣量、信用總量）和價格指標（利率、匯率等）兩大類。並且，隨著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和認識的不斷深化，充當中介目標的金融變數也處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當中。
受維克塞爾和凱恩斯理論的影響，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國貨幣當局主要是通過調節再貼現率來影響市場利率水平，並以此來調節國民收入、維持“充分就業”。長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導致了通貨膨脹的不斷髮展（奧肯在事後曾承認，70年代對自然失業率的估計偏低，從而導致巨集觀經濟政策過於寬鬆）。在石油危機的衝擊下，英美等國的物價上漲幅度急劇上升，從而使穩定物價的問題空前尖銳起來。
通貨膨脹的不斷髮展促進了新貨幣數量論的復活。經過弗裡德曼等人的理論努力，在學術界、決策圈乃至公眾範圍內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思想潮流：只要控制了貨幣增長，就可以實現物價穩定和潛在的經濟增長。在這種背景下，英、美等國轉而採用貨幣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在美國，美聯儲自1971年開始正式定期公佈M1、M2、M3的目標增長幅度。1979年，美聯儲正式開始採用貨幣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英格蘭銀行也於1976年正式採用貨幣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美聯儲採用貨幣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同時，貨幣量指標卻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紀60年代以來，各種結合了付息特徵和隨時支取特徵的金融創新產品不斷湧現，這不僅模糊了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界限，也模糊了投機性貨幣持有和交易性貨幣持有的界限，使不同層次貨幣量變化同實體經濟執行的穩定聯絡趨於破裂。不僅如此，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也使英美等國越來越難以控制貨幣總量。到1982年，美聯儲放棄了M1，轉而利用M2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1993年7月，格林斯潘宣佈轉向盯住實際利率（但此後，格林斯潘再也沒有講過美聯儲推行的就是盯住（真實）利率的貨幣政策），從而徹底放棄了貨幣量指標。同樣的事情在英國也發生了：英格蘭銀行最初監測和控制是M3，此後不久就轉向了￡M3和國內信用擴張，1986年又改為M0，1990年，英格蘭銀行開始推行固定匯率制，從而徹底放棄了貨幣量指標。
貨幣量指標的失效使貨幣經濟學家再一次把注意力轉到金融價格指標上，宣稱利率、利率價差具有更好預測作用的文章大量出現。但是，這些研究多以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法所表明的因果關係為依據，而這種因果關係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對實體經濟執行乃至物價變動具有較高的解釋度。進一步的實證研究還表明：在美國，利率、利差對實體經濟乃至物價水平變動的解釋能力自80年代後期以來又紛紛解體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充分證明：雖然一些金融變數（價格或總量）對通貨膨脹或產出具有一定的預測力，但到底哪些變數可以具有預測力、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它們才會具有預測力都是難於預測的。要提高對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預測的準確性，就必須同時利用多種經濟變數所包含的有用資訊。而這又與中介目標應具有的簡單明瞭、易於理解的特點產生了尖銳衝突。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一些國家取消了中介目標（如美國、日本）（在美國，一直有人主張通過推行“盯住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以消除貨幣政策操作的個人色彩。在米什金看來，美國貨幣政策的基點，就是對物價穩定的高度關注，因此，他把美國的貨幣政策稱為“暗含的‘盯住通貨膨脹’”。在日本，則有人主張通過推行通貨膨脹政策來改變市場預期，使日本經濟擺脫長期衰退的困擾），而另一些國家（如英國、紐西蘭等）則走向了“盯住通貨膨（Inflationtarg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