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大眾讀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著現代人的疏離與寂寞、孤獨與絕望，在困境中不斷探求、尋索出路，卻往往發現生命的怪誕與荒謬；人，發現自己處在世界龐大組織底下，竟然無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為存在主義的先驅，被冠上虛無主義、不可知論者，甚至無神論的頭銜；人們普遍認為卡夫卡必然也是病態、憂鬱、怪僻與荒誕。
直到一九五三年，卡夫卡終生不渝的知己馬克思?布勞德(Max Brod, 1884~1968)，寫作《卡夫卡傳》，展現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從民族心理、猶太教教義和宗教神學出發，詳細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層含義。雖然學術界不少人批評布勞德：過分從宗教和神學解讀卡夫卡，但沒有人能否認，在這個世界上，無人能比布勞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卡夫卡。
二十二年終生不渝的摯友
布勞德與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猶太人，同樣主修，同樣是以德語寫作的文學家。兩人在一九○二年相識，成為終生最親密的朋友。
卡夫卡於一九○六年取得法學博士之後，進入保險局擔任臨時僱員，由於寫作時間銳減，於是他和布勞德花了很大心血，尋找時間較短的正式職業。結果卡夫卡進入半官方的「勞工事故保險局」工作(1908~1922)，布勞德則進入郵政總局擔任法律顧問。兩人上班時間都是下午兩點結束，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下班後一塊用餐，然後約好晚上再見面，討論他們所喜愛的文學(卡夫卡最愛哥德和福樓拜，也喜歡閱讀聖經)。兩人的交情簡直可以用「秤不離鉈，鉈不離秤」來形容。
布勞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創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和評論者，珍視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兩人書信往來的片語隻字，他都妥善儲存。卡夫卡發表過的作品，幾乎都是在布勞德強力遊說和鼓勵之下，才得以出版，至於生前未發表的作品，也全數交給布勞德加以焚燬。布勞德卻沒有遵照朋友的遺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長篇小說：《審判》、《城堡》、《美國》。布勞德為自己善意的出賣這樣辯白：卡夫卡完全瞭解他不可能燒掉這些遺稿，若卡夫卡真要這樣作，他應該交待別人去執行。
根據布勞德，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趨向根本不是病態，而是偉大，顯示著向上、簡樸和絕對的誠實。卡夫卡雖然安靜，「可一旦他說起什麼，馬上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充實，命中要害。與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甚至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風趣的話語和關懷的笑聲簡直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這樣的卡夫卡，實在與他作品中陰暗的角色性格迥異。不論是《審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還是早期的《判決》和《蛻變》(或譯《變形記》)，讀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傳式的影子--生活充滿苦悶與掙扎，無助地尋求解脫之法，最後卻被迫向生存低頭。
父親巨大的身影無所不在
卡夫卡心靈苦痛的源頭，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親。雖然布勞德批評卡夫卡將童年夢魘過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讀一讀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寫的《給父親的信》，就不難理解卡夫卡終其一生，不論是童年還是求學期間，不論是職業還是婚姻的選擇，父親巨大的總像噩夢般纏繞著他。信是這樣開始的：
最親愛的父親，你最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怕你。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部分由於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於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