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水滸傳》複雜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於該書豐富的文化內涵，大體而言，儒文化和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幹。基於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於感性衝動的俠客文化，既矛盾又統一地存在於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個體的心理結構呈現為一種血性與理性相互交織的秩序。這是《水滸傳》中儒、俠文化的基本表現形態。
【關鍵詞】儒文化 俠文化 理性血性 心理結構 水滸傳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內容
在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名著中，《水滸傳》或許是最惹爭議的文字之一，自其誕生之日始便聚訟紛紜，至今未有止歇。僅就該書主旨命意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宋江形象的研究來看，已經林林總總，異說不下十數種，有些分歧還相當大。大致而言，明清兩代或主“忠義”說，認為宋江是“忠義之烈”;或主“誨盜”說，認為宋江是欲取趙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贄為代表，後者以金聖嘆為代表，兩者存在較嚴重的對立。建國以後，雖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會學等不良學風的影響，《水滸傳》研究一度淪為政治鬥爭的傳聲筒，但總體成就上是大為進步了，各種研究方法和視角為大家所採用，真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面。經過駁難和討論，學界大致認為“農民起義”說、“忠奸鬥爭”說和“市民”說立論較合理，而且互相之間存在互補的空間。
應該說，《水滸傳》是一部相當複雜矛盾的書，在一些比較根本的問題如宋江形象、梁山起義的性質上，任何閱讀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這些矛盾，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發現它，而是如何解釋它，本文只從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內涵的角度，來探討小說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讀《水滸傳》一書，必先解讀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個極為複雜、不易解讀的人物。金聖嘆感嘆：“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第35回回評)。於是，有許之為“忠義之烈”的，有斥其為奸雄假人的，有讚頌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輝的，有批判其妥協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為其他古典小說人物所沒有。還提出了“兩個宋江”的命題[1]。其實，宋江還是一個宋江，只不過其心理結構上有兩個價值尺度，它們有時和諧有時悖逆地存在於宋江身上。
價值尺度之一是基於儒文化背景的對於群體秩序的歸附和維護。或者說是基於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態。宋江作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來完全可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但或許由於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門裡的一名吏員，這與傳統知識者報國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並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裡周貧濟病，穩定社會，“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時雨的稱譽。後來，因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與江湖豪傑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於不忠不義，這說明他對正常的社會秩序仍然是維護的，對好漢們做私商生意的行徑並不贊同。江州劫法場之後，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體制內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後就一再宣稱“全借水泊裡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號，標榜“仁”、“忠義”、“同著功勳於國”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體表現。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間的矛盾公開化。招安成功後，他終於名正言順地為維護國家秩序而鞠躬盡瘁了，於是徵遼、平田虎王慶、徵方臘，一系列軍事行動令一百零八人死傷殆盡，直到最後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賜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而且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亂，他還將李逵這團烈火熄滅。縱觀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見，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義之名、其忠心之舉、其無辜賜死而無悔的結局，都應從這一心理基礎得到解釋，以前評說宋江時，總說他搞投降主義，其實是不確的，宋江在本心上並沒有顛覆趙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當然也就無所謂投降的問題。
但是，如果宋江僅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內容，只有基於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為眾多英雄豪傑信服的宋公明哥哥。《宋史》等史料裡記載宋江“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明顯地對封建政體造成了破壞性衝擊，雖然在小說中被改寫成了為招安而與官軍對敵，削弱了階級對立鬥爭色彩，增強了政治忠奸鬥爭意味，但是黃人在《小說小話》裡還是別具隻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藍本是《史記遊俠列傳》的郭解[2]。陳洪《金聖嘆傳論》中還具體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個來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記遊俠列傳》中郭解而來的俠義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結構中的另一價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這是基於生命血性的俠文化心態，其表現形態有：
二、俠的幫派性
宋江身為縣衙押司，卻從小“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第18回)，況且在衙門中辦事，多有結識江湖好漢的機會。結識的方法無非一是仗義疏財，盡力資助;二是以刀筆精通，吏道純熟而開脫人罪。書中第18回，有一句寫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隱約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訊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蓋。當宋江得知晁蓋的搶劫案正被官府偵察時，心裡尋思的卻是：“晁蓋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彌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一個治安執法系統的公職人員卻與搶劫案的首犯結為心腹兄弟，豈不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既然明知道劫奪生辰綱犯了彌天大罪，卻又冒著偌大幹系通風報信，豈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對其中利害其實深知，所以他才在閻婆惜訛詐時，不惜將其殺死而亡命江湖。從正常的法制觀念來看，宋江私放晁蓋是首度枉法而錯，宋江殺惜是再度犯法而錯，兩次舉動都是隻憑個人血性私情而置國家法紀於不顧。這其中體現的其實是遊民社會的幫派性，是隻講敵我私恩，不講是非，彼此認同合作的幫派性，也就是所謂的江湖義氣，它對正常的社會秩序無疑是具有破壞性的。
三、俠的反社會性
例子是宋江潯陽樓上的題詩，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後醉語，而是長期被抑後的心跡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絕句中的：“他年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等句，反社會性不是異常分明嗎?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眾好漢多次欲劫奪其上山，均為其所阻，似乎頗尊法度，此處卻又以“血染潯陽江口”作為一洗冤仇之快意，豈不自相矛盾?金聖嘆是不以“忠義”之名許宋江的，他認為宋江就是“不軌於正義”的盜魁俠首。第57回回評指出“私放晁蓋，亦誰逼之”，“潯陽題詩，反思報仇，不知誰是其仇”。這種基於幫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對正常的社會性是具有破壞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徹頭徹尾的俠士，其心理基礎仍然是儒家的，所以當黃文炳識破其反詩後，他就必欲除之而後快，不惜以異常殘酷的手段將其殺死(由李逵操刀執行)。在這裡，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