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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重視家庭教育內在機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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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重視家庭教育內在機理論文

古代徽州地區文風獨茂,被譽為東南鄒魯。徽州地區濃厚的文化氛圍與徽商家庭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徽商為何十分重視家庭教教育?其原因眾多,但歸根結底還是源於徽商對於文化的深刻認識。徽商希望通過家庭教育使子孫後代學到文化知識並將其運用到實踐中求得自身發展。

一、多樣化的家庭教育方式

徽商家庭教育的例子俯拾即得,其教育方式更是多樣,大致可以分為“延師課子”“親自教學”“言傳身教”三類。

許多徽商經營成功後,針對家庭教育最為直接的方式就是“延師課子”,歙商江之鰲和許海即是如此。前者成為大賈后便“課子延名師,朝夕敬禮”;後者隨著資業駸駸,同樣“隆師課子,冀功見當世。”歙商許世積亦如江之鰲、許海般,在家業大起後就“塾延名師”,教育諸子。

除了延請名師外,有的徽商自身飽讀詩書、閱歷豐富,“親自教學”。像歙縣鄭富偉,“晚歲歸閒於雙橋之上,督耕課讀,優遊自適”。如休寧程封和汪一麟,前者“季年釋賈歸隱,拓近地為菟裘,上奉母歡,下授諸子業”;後者“年幾四十即退隱,日惟課諸子學業”。

與前兩者相比,徽商家庭教育最常見的方式當屬“言傳身教”。如休商程鑲臨終前對子孫說:“吾少業儒有志未就,棄而為賈,籍籍有聲,汝曹當明經修行,以善繼述。”從而希望子孫能夠一心習儒完成先人遺志。而歙商許侔先則常常對後人講:“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賈,勇往為先。”希望子孫不要拘泥於職業差別,自己適合什麼職業便從事什麼職業,並鼓勵子孫士農工商沒有差別,一切以勇者為先。

當然徽商家庭教育不可能只用一種方式,更多時候則是各種方式疊相為用,歙商江終慕便是如此。他經商成功後便“身歸於歙,教鑲、珍(終慕子)讀書學文為舉子,遂不復出”,並常對子孫言:“吾先世奕葉衣冠,今久易業為商賈,不可。”休商汪希勇同樣如此,其在賈業有成後便常告誡仲子“必以經時務,佐明時,毋徒委靡為也”“以是隆師備至,日以望其顯名於時”。

無論徽商採取“延師課子”,還是“親自教學”,亦或是“言傳身教”的教育方式,其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子孫能夠學習知識、學習文化,從而為以後的實踐作準備。

二、針對性的家庭教育內容

徽商家庭教育除了教育方式多樣,教育內容也具有針對性,大致可以劃分“職業教育”“家學教育”“品德教育”三種。

首先,關於“職業教育”,其具體內容包括應試製舉和學習經商兩大塊。徽商又稱儒商,自然十分重視子孫學習儒家文化知識,此外徽商更把應試製舉當作一份職業看待,並希望子孫能夠憑此應試登榜,從事官場,光耀門楣。如徽商汪良舉有七個兒子,“兩督其家,餘俱使綴學,治舉子業,延師課督,不遺餘力”。歙商沙廷和同樣如此,他自己成為大賈后,“尤專意程督諸子修儒術,延師課業,不遺餘力”。眾多例子中,歙商江終慕表現最為直接,儘管他經商十分成功,但仍舊認為欲大宗門唯有制舉,因而時常告誡後代“吾先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賈豎子為也”,並“課子鑲、珍舉子業”。

除了教子孫應試科舉,徽商還在家庭教育中強調學習經商。如歙商程致和從小讀書,“不欲沾沾習博士藝,卜居春谷,行白圭治生之學”。而歙商黃崇德如程致和一樣,在學習書本知識後便“法刁氏之任人,師周人之纖儉,效任氏之貴善,用國氏之富術”,遂成大賈。學習經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反覆研究琢磨吃透所學知識方有所成。

徽商家庭教育除了內容上有針對性外,更是懂得因材施教,給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職業知識,讓他從事適合的職業。如徽商汪海針對二子各以其材,“命體仁承家,其世吾業,為主器;體義治經術,其從叔父入太學”。休商吳次公同樣如此,臨終時囑咐諸子“而翁從此西矣,大繼當室,大純佐之,大縉業已遊成均,治經術,大紳從之”。

其次,除了職業教育外,徽商同樣注重“以經學傳家”,進而形成“家學教育”。如黟商胡春帆雖然服賈,但常誡子孫“吾家世明經,苟不能上承家學,雖得科名不貴也”。歙商程其賢同樣是教育後代“遵庭訓,紹書香焉”。而歙商江振鷺也是謹遵父命學習儒術,進而“謹飭能詩,工楷法,克承家學”。

最後,徽商始終堅持對後輩進行“品德教育”。關於“品德教育”,主要分為個人道德教育、商業道德教育及為官教育三大內容。在社會環境下,無論入仕是否順利,還是經商能否成功,其中最重要還是怎樣做人,深諳此理的徽商十分注重個人道德的培養。例如歙商鄭鑑元“居,恆以誠訓其子弟”,教育子弟要誠實,而婺商許達則“以勤儉教家”,教子孫以勤儉。歙商江應和休商汪棟則教育後輩以忠厚自持,前者“作書遺諸子,諄諄忠厚積善為訓”,後者言傳子孫“幸勿苛刻,以失吾家忠厚風”。總之徽商培養子弟個人道德例子很多,有的教育子弟要“服膺天理”,有的教育子弟需“樂善好施”,有的教育子弟“毋以盈害成”……眾多例子中,歙縣吳峴山教育後輩做人堪稱典型,其教育子孫“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人生學與年俱進,我覺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

由於徽俗不儒則賈,因而徽商同樣重視商業道德教育和為官教育。關於經商,徽商則形成以廉立世、以誠立身、以信立業、以義取利、樂善好施的商業道德教育內容。例如徽商江次公教育子弟“耕者什一,賈之廉者亦什一,賈何負於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賈也”。其意思是耕作利潤和廉賈追求的利潤相差無幾,商人哪裡比不上農民,要求子孫爭做廉賈。

至於為官,徽商則以淡泊名利、廉潔奉公、勤勉務實等為主要教育內容。比如歙商江才之子江珍做官時,江才便告誡他“汝毋要名,毋希上官之旨,唯廉唯勤,唯鎮之以靜,而撫之以寬”,希望江珍做一位看淡名利、廉潔、勤勉、仁義的好官。徽商汪忠富則在季子學習制舉時,就提醒他“學貴自修,非專為名爾,惟勤勵俟命”,期望其子能夠看輕名利。

三、成功的家庭教育影響

成功的家庭教育影響巨大,首先,讓某些徽商子弟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如歙商江終慕之子江珍,嘉靖“甲辰,登進士第,乙巳,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知縣”,而自己被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主事”。

其次,成功的家庭教育又使徽商能夠經商成功,資業大起。像歙商黃崇德和程致和兩人積極從書本汲取營養,前者“一歲中其息什一之,已而升倍之,為大賈矣”;後者“凡十年而素封”。休商吳天衢同樣以儒術飭賈,“以信義交易,運籌數載,賈業大振,遂稱素封”。通過家庭教育使得家學得以傳承,世代守之。休商汪應浩便是通過繼承家學,“傳子一經,課以制舉業”。績商章獻邦同樣是“家世業儒”,而“少承家學”,可惜兩試不售,遂隱於賈。

最後,在家庭教育浸潤下的徽商,往往以儒行事,備受尊重。如歙商黃公茂和黃璣芳,前者“雅好儒術”,善於治生,勤於樂施,傳曰:“富而好行其德”;後者少讀朱子書,以儒術行賈事,“好儒備禮者,亦欽其德”。歙商黃玄賜也因伏膺儒術,臨財廉取,被齊魯人評之“非惟良賈,且為良士焉”。徽商家庭教育帶來的.這些影響,都是通過學習文化知識實現的,而徽商也因在教育中注重教授子孫文化知識又表現出“賈而好儒”的現象。

四、徽商重視家庭教育內在機理

徽商之所以如此重視家庭教育,第一,是當地風俗的促進。“新安(徽州)為朱子闕里,而儒風獨茂。”正是因為如此,徽州人不僅以朱熹為榮,更以朱熹為學習榜樣,自然“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只有這樣,徽州才形成儒風獨茂的特點,而這一特點又促進徽州文化知識的發展,尤其是促進徽州子孫後代學習儒家文化知識。

第二,是應試製舉、光耀門楣的需要。隨著科舉考試的制度化、規範化、模範化,徽商弟子積極學習儒家文化、參加科舉考試。同時,科舉中榜所帶來的社會地位的變化,讓徽商把科舉考試作為提高自身乃至家族身份地位的跳板。

第三,是學習經商的需要。汪可訓初經商不利,“再發貨殖傳讀之”,於是“大辟奧堂,創所未有”。徽商張光祖更是通過學春秋三傳,在聖賢書中領悟治業之道,“時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經義自斷,受益於聖賢心法最多”。

第四,是傳承家學的需要。徽商通過家庭教育,就是希望子孫後代能夠繼家學,紹書香。就像黟商胡春帆時常對子孫言:“吾家世明經,苟不能上承家學,雖得科名不貴也。”就如歙商江羲齡常誡後輩“吾家中丞公、侍御公以來,世守一經,策名清時,苟不事詩書,而徒工貨殖,非所以承先志也”。

第五,是為人處世的需要。在社會上無論入仕還是經商都需要學會自己做事、與人相處、與人共事,懂得此中道理的徽商積極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學習為人處世之道。如歙商許文林儒雅喜吟,“以信義行市中,不出闤闠,而遠近歸之如流,家益大起”。若許文林不是飽受詩書浸潤,又怎能堅持信義,以致遠近歸之呢?再如歙商許海,“涉經史,善繼大事,事有不平,公居其間數言而解”。假如許海不涉經史,又怎會遇事不平數言解之?正是因為處世做人處處需要文化,才使得徽商積極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化為己用,或“忠厚自持”或“與人交尚信義”或“以儒術飭賈事”或“引經義自斷”……

總之,徽商重視家庭教育的原因多種多樣,而無論哪一種原因都是在強調學習傳統文化,這說明徽商深刻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通過家庭教育讓後輩掌握文化知識使其謀得自身發展。

五、結語

徽商家庭教育方式的多樣化,教育內容的針對性,不僅使徽商子弟受到的教育具有全面性,還使徽商子弟依據需要接受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因材施教。無論是家庭教育方式還是教育內容都充分顯示出徽商對家庭教育的重視,這與徽州學風獨茂的風俗和徽商希望通過家庭教育使子弟能夠實現耀門楣、繼家學、走商界等原因緊密聯絡。徽商家庭教育不僅使徽商子弟獲得自身發展的機會,其家庭教育始終強調文化知識學習,還顯示出徽商對文化知識的深刻認識和徽商“賈而好儒”的特色,更使徽商群體在文化上呈現出自覺性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