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對促進高中英語教學改革意義重大，也豐富了中國外語教育政策與規劃研究，但成果仍比較有限，有待進一步完善。那麼，高中英語有哪些教育政策呢？
[摘要]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研究是語言教育規劃領域的一個新興話題。文章聚焦以《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為核心的高中英語教育政策，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3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反思存在的不足，以期對進一步提升高中英語教學的質量與效率以及為外語教育規劃提供一定參考。
[關鍵詞]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課標》;教育實踐;銜接性
2014年9月，國務院釋出《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大學聯考英語將實行社會化考試，這一決策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熱議。現階段高中英語教育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於教學效果不夠理想等原因，外語教學受到不少質疑和批評，外語教育政策的評估與調整刻不容緩[1]。實際上，外語教育政策最終要落實到外語課程政策上，高中英語課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以下簡稱《課標》)、教材政策及大學聯考英語政策組成，其中《課標》是核心[2]202[6]。但長期以來，中國對外語教育政策與教學實踐的銜接還關注不夠。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銜接性研究是以問題驅動的，基於語言教育實踐並以政策為指向的研究，中國當前以語言教育規劃為核心的銜接性研究正當其時。外語教育政策屬於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過程包括議程設定、政策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終結，其中實施過程是檢驗政策有效性的最關鍵環節[4]8，而外語教育政策的實施成效在於其對於外語教育的目標是否實現，這又依賴於政策的上傳下達及政策目標與教育實踐之間的銜接效果[3]125。鑑於此，文章主要以《課標》為政策物件，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3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及其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反思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建議。
一、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研究
(一)教師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的認識與評價
中國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由中國教育部基礎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頒佈《課標》，明確提出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目標，它的形成建立在學生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等素養整體發展的基礎上。李婭玲指出中國外語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內輸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傳[3]176-183。教師是《課標》客體的重要組成，是將政策轉化為教學實踐的關鍵群體[6]，同時，教師也會作為政策制定的主體發揮重要作用。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教學實踐，對此進行考察對政策的落實尤為關鍵。從既有文獻來看，此方面的成果還比較少。羅桂秀通過問卷考察了40位教師對高中英語課程政策的態度與認識[6]，研究發現：在《課標》方面，大多數教師認為《課標》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目標過高，最難實現的課程子目標是語言技能目標與文化意識目標，《課標》的制定未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60%的教師認為《課標》中最難操作的實施建議是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建議;在教材方面，多數教師認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內容和課後練習並沒有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維能力;在大學聯考英語方面，多數教師認為選擇題題型並不能有效考察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大學聯考試題與教材的.課後練習並未有效銜接，也沒有很好地體現《課標》規定的課程目標。徐冠興調查發現，天津市部分參與課改的高中英語教師對《課標》理念的貫徹存在偏差[7]，對其規定的課程目標認識不足。張曦元也發現，教師對《課標》認識不足[8]。不過陳芳發現，教師理解和實施《課標》的能力自評在多個方面與所在學校學生的英語能力無顯著關係[9]。這些研究顯示，儘管《課標》政策引導著課程教學，但大多數高中英語教師對此教育政策的認識相對不足，評價褒貶不一，進而可能影響政策在教學中的實踐。
(二)教師的教育實踐
政策的實施是政策過程的最關鍵環節，事關政策成效的達成。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就體現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銜接好壞體現在教師是否按照政策規定的目標進行教學。在外語教育政策實施過程中，教育行政部門是政策的主體，但教師才是真正把政策轉化為教學實踐的主體，沒有教師的實踐，政策就只是文字而已，如果忽視教師作為教育實踐者的角色，忽略外語教育實踐本身，無疑會為外語教育踐行製造障礙[2]126。對教師的教育實踐狀況進行實證調查至關重要。從既有文獻來看，涉及教育實踐的研究較少，主要從教育實踐(即政策實施)面臨的困境及教師的教學實踐兩個角度進行研究。第一，教育實踐(即政策實施)面臨的困境。目前政策實施還面臨諸多障礙，如政策脫離實際、經費投入不足、政策落實不到位、應試教育制度影響嚴重等[3]193-196。整體上，實施《課標》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困難：對學生評價難、評價方式單一、老師負擔過重[10];某些課程目標前後矛盾，要求過高，不易實施;對《課標》的理論基礎的可靠性的疑問造成的困難;現存的高中英語測試體系對其實施帶來的阻力;其他因素如師資缺乏、課程資源不足、教師接受培訓和學習的機會少等[11];《課標》未兼顧階段性、地域性差別和城鄉差異，缺乏相關部門的支援，應當貫徹多模態教學，解決教學的費時低效問題[12];教材使用期限問題;還有一些學校擅自更改課程時數，與素質教育背道而馳[13]。因此相關部門應針對以上問題制定相應方案，為教師的教學實踐與《課標》的順利實施保駕護航。第二，教師的教學實踐。教師的課堂教學是否遵從《課標》規定的5個方面的目標，是檢驗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好壞的依據。語言技能方面。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對學生語言技能的訓練厚此薄彼，對於學生聽力、閱讀技能的訓練遠超對口語、寫作技能的訓練[7]。申麗調查發現長沙3所高中英語課堂教學中，學生的聽說讀寫4項技能均存在一定問題，如閱讀理解水平不高、閱讀速度慢等，原因在於教師仍側重傳統的教學方式，學生缺乏科學閱讀與學習習慣的引導，學習動機不強[14]。張曦元發現，應試教育的影響導致教師過多注重培養學生的應試能力;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閱讀能力低下等[8]。鄧兆紅髮現英語教師對跨文化交際知識的瞭解程度不高，未遵循跨文化交際教學的基本原則，未採用科學有效的教學模式，高中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也普遍較低[15]。語言知識方面。語法教學和詞彙教學存在一定弊端，很多教師仍採用填鴨式教學，未能引導學生通過比較、探究等方式自己發現語法和詞彙規則，因此學生並不能做到學以致用[7]。情感態度方面。由於應試教育的影響，教師忽視了人文素養教學，學生也缺乏情感態度學習的積極性，情感態度目標與教學實踐脫節[16]。學習策略方面。教師在教學中對學生的學習策略缺乏深入、系統地引導[7]。文化意識方面。學生和教師文化意識目標缺失，實施難度大。教師自身文化知識欠缺，對文化教學不重視且教法單一，學生對文化學習動力不足，教師應加強自身文化素養，正確引導學生，培養其文化意識及批判思維能力[6][17]。既有研究顯示，《課標》規定的課程目標達成度較低，教師教學實踐效果也不盡如人意，教育規劃與教學改革勢在必行。教師課堂對《課標》政策的實踐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三)學生對教師教育實踐的反饋
作為外語教育政策的重要客體，學生對教師課堂教學實踐的評價與反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的教學實踐是否符合學生的實際學習目標與需求。如果教師並未按照政策規定的目標進行教學，反而卻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說明學生的學習目標與教育政策的目標相背離[2]127，間接表明政策目標的不合理。而涉及該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不足。羅桂秀調查發現，約50%的學生認為學習英語最主要的目的是掌握聽說讀寫各項技能，約30%的學生是為了應付大學聯考，而60%的教師秉持“一切以大學聯考為中心”的思想;多數學生認為，未來學習和工作所需的英語能力與高中階段學習和考核的知識很大程度上不相符[6]，這說明語言教育規劃應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郎雪調查了高中英語課堂形成性評價的實施情況，發現多數學生認為，教師在課堂上很少能設定符合學生需求的教學活動，很少為學生創造自主學習條件，平時不會記錄學生的課堂發言等課堂活動情況，期末成績僅由考試分數構成[18]，可見，學生在形成性評價中的主體地位未得到充分實現，評價方式仍以傳統的終結性評價為主。孫勇發現，高中生對目前傳統的英語寫作教學興趣不高，認為寫作訓練的有效性低，希望教師採用符合學生興趣、激發學生創造思維的教學方式[19]。研究表明，學生對教師英語課堂教學實踐的反饋狀況不容樂觀。學生作為政策的接受者，其態度對評估政策的有效性尤為重要，在學習需求、方式和手段多元化的當今時代，學生對課堂教學的反饋亟待得到充分重視，這方面成果也需加強，以進一步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二.主要不足與反思
既有研究對促進高中英語教學改革意義重大，也豐富了中國外語教育政策與規劃研究，但成果仍比較有限，有待進一步完善。第一，從理論支撐來看，現有研究的理論基礎較為單薄，理論建構不足。外語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語言政策和規劃理論為基礎的，由於語言政策和規劃理論的不完整性，外語教育政策研究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3]27。因此，如何從理論高度構建中國外語教育政策的研究體系，還需更多的關注。第二，從研究內容來看，諸多研究對外語教育政策(如《課標》)的內容介紹和描述居多，但缺乏深入的探討;而教師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的態度和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狀況、以及學生對教師教育實踐的反饋是探究教育政策與實踐銜接狀況從而進一步檢驗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素，這三方面的整合研究卻鮮有見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傳達者傳達效度如何、接收者學習需求的達成度如何，每個環節都緊密相關，值得深入調查研究。第三，從研究方法來看，目前此領域實證研究成果較少。鄒為誠指出，研究外語教育政策，應採取定性調查、補充式定量調查和文字分析相結合的手段[20]。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好壞與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關，建議各學者加強此領域的實證研究，從理論走向實踐，既要有理論的分析，又要有實踐的探討，關注課堂教學，通過記錄教師的教學實踐以及測試學生的綜合語言應用能力來反觀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由於外語教育政策屬於公共政策的範疇，可藉助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為外語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第四，探索新的研究視角。總體來看，中國的外語教育，缺乏戰略層面的整體思考和規劃[21]。長期以來，中國高中英語教育實踐深受“費時低效”的困擾。從外語教育政策發展角度來看，“費時低效”是對外語教育政策最為核心的價值問題的判斷，主要是對外語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質疑[22]208。而政策的有效性又與政策的制定、實施、評估各個環節密切相關，因此外語教育的“費時低效”不應僅僅歸結於外語教師的教學問題，而應當審視中國整個外語教育政策制度。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不足並不能簡單歸於教學方法或課程設定問題，更關涉到語言政策問題，涉及政策制定、實施、評價和調整環節，更牽涉到國家發展戰略、社會經濟發展和教育改革大局。需關注政策過程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實施和評估環節，從公共政策分析視角探究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狀況，在研究政策本體的同時，更要關注政策主體及客體，並探析影響其銜接性的各種因素，以期進一步提高中國高中英語教學的質量，促進政策制定和落實的科學化。
三、結語
文章聚焦國內近年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現狀，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三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相關研究進行梳理，並反思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學界目前對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研究關注還比較不足，需構建科學的研究體系，豐富研究內容，拓展研究視角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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