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一生宦海沉浮，無論在朝為官，還是在外地任職，都有許多利國利民的功績。但是，他卻在《自題金山畫像》概括自己：“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將自己一生的功業概括在他遭貶的三個地方。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在他的仕途變化中，貶謫在這三州期間是他上最為失敗，生活上遭受苦難最多的時期，卻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更是他人生精神昇華到極致對人生意義哲思體會最為深刻的時期。黃州是他思想發生隸變之地，從此，他藉助於佛老思想作為其精神支柱，最終集儒道擇三家思想於一身，形成了他身處逆境而能曠達樂觀、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而這種思想境界，使他面對更險惡的被貶之地惠州、儋州，卻能與民同甘共苦。這才是他獨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給後人精神上的最寶貴財富。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一生宦海沉浮，無論在朝為官，還是在外地任職，都有許多利國利民的功績。但是，他卻在《自題金山畫像》概括自己的一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將自己一生的功業概括在他遭貶的三個地方。在蘇軾的一生中，政壇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有知杭州、穎州以及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政任上，為什麼他獨把在這三處的貶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為十幾年的貶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題，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經受了無數的磨難，貶滴在這三州期間是他政治上最為失敗，生活上遭受苦難最多的時期，卻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更是他人生精神昇華到極致對人生意義哲思體會最為深刻的時期。正是因為這個時期才成全了蘇軾一種偉大的人格，一種進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蘇軾調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謝恩奏章上寫到:“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這讓一個御史臺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詩文中尋章摘句，彈劫他蔑視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獄。這就是上的“烏臺詩案”。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他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詩中抒發對新政的不滿，激怒新黨。蘇軾因此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2月初被貶滴至湖北黃州，直至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初調離，共在黃州生活了四年又兩個月。蘇軾被貶黃州作團終副使，其實身受監督管制，並不十分自由。這種災難使蘇軾對外界產生了莫名的恐懼和孤獨，曾使他“魂飛湯火命如雞”。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閉門謝客對妻子”，而且不敢飲酒多言，“醉裡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報國熱情，準備大展巨集圖，卻落得貶官流放黃州。然而，黃州的貶滴生活不僅造就了他文學創作上的一個輝煌時期，而且使蘇軾從思想上產生了一次質的飛躍。此期創作的詞作有近100首，佔其整個一生詞作總數的四分之一(詞作總數360餘首);詩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東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詩稿》等，詞作《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等，散文《前後赤壁賦》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隸變可以從他的創作中看出印跡。
從他初到黃州時期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深深地體會到蘇軾這種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鴻就是他的化身，這種無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極度孤寂讓豪情萬丈的蘇軾歸於沉靜，“揀盡寒枝”是對孤鴻的行動的描寫，更是對自己光輝峻潔人格的寫照。
政治上陷人絕境，心理上飽受摧殘，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讓他陷人困境，使他開始吸納佛老思想作為自己在逆境中的處世，困境中的不斷省思，使他終於把自己從中解脫出來。蘇軾是不肯服老服輸的:“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院溪紗》)最能體現他此時心境變化的是詞作《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料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已然能吟嘯迎風雨，大有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坦蕩胸懷，如此壯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羈，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實，蘇軾的這種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積極人世的理念支撐著的，即使是他剛從獄中走出，初到黃州時，也未曾放下過這個理念:“吾擠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懊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福禍得喪，付與造物。”這幾句話擲地有聲，至今讀來仍振聾發饋，令人肅然起敬。一個逐臣犯官竟能懷如此忠義之心，足能得見蘇軾人格的偉大。
一場大的災難，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讓蘇軾成熟了，正如餘秋雨先生在《蘇東坡突圍》中的評價:“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鬨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