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實質是什麼？引 論
關於資本主義的實質，許多人談過。例如西方有馬克思，韋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陶普（Maurice Dobb），……中國有梁漱溟，余英時，黃仁宇……最後，哈耶克在1988年發表了一本書《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算是給這場“主義”之爭蓋棺論定。我要在這篇小文章裡敘述的，大致就是這些大學者們說過的話。但是我把這些話分做兩段說，一段是人們在哈耶克那本書發表之前的認識，我稱為“傳統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稱為“最後的看法”。一提到“最後”之類，就難免有質疑說“僵硬”或“教條”。不過我這裡的“最後的看法”確實是哈耶克最後的看法，這位從本世紀初即參與了人類認識“資本主義”的思想運動的學者已經於1993年3月辭世而去了。
一 傳統的看法
黃仁宇先生在與李約瑟共同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十幾年裡曾對研究資本主義的諸多作者有過一個綜述：“……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一類注重生產關係的轉變……。一類注重資本主義精神……。還有一類注重自然經濟之蛻變為金融經濟。”馬克思自然被歸入第一類。韋伯是第二類。諾斯（Douglass NOrth）應屬於第三類。也許這種把作者簡單歸類的辦法會誤導讀者。事實上，韋伯和桑巴特以後，黃仁宇，余英時，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種整體演變的看法。即“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是由許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時先生又稱韋伯和他的立場為“歷史多元論”，以別於”一元論史觀”。極而言之，從西歐歷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時代，古希臘，……）都會使現在西歐北美的社會不成其為“資本主義”。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後來的《中國文化要義》中一直認為中國即便再獨自發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資本主義”。他的觀點後來由余英時先生再度提出。
黃仁宇提到，形成“資本主義”的三個主要條件：（1）信貸關係的拓展。（2）專業經理人員的使用。（3）各種有利於資本主義管理的技術的社會共享。我們也可以認為這裡的第一個條件包括了金融市場的發展或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二個條件其實是要求“企業家的自由進出”（隱含著“企業家與資本家職能的分離”）。第三個條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隱含著“資訊的自由流動”）。“企業家的自由進出”被新奧地利學派的領袖克茲涅爾（Is-real Kirtzner）認做“資本主義”的定義。如果我們把“信貸關係的拓展”擴充理解為“一般的合作信任關係的擴充套件，那麼資本主義形成的三個條件實際上就可以涵蓋在“一般信任關係的擴充套件”這一個條件裡。不僅專業經理人員的任用依賴於“代理人關係”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術的分享和法律，會計，契約等等的可計算性，都是職務於“信貸關係的擴充套件”這一目的的。這就要說到哈耶克後來的看法，留待稍後再述。
說一個封閉的中國再有幾千年也產生不了資本主義，梁漱溟是有極紮實的根據的。他的根據首先是，中國社會自秦漢始已經用倫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禮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關係調和了西方社會固有的“個人與社會”和“社會與國家”的衝突。所以自“戰國”以後中國社會“廢封建，建郡縣”，兩千年以來徘徊於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封建”的社會形態中。梁漱溟的另一個根據是，中國人的精神意欲並不指向“資本主義”的方向。余英時先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裡提到，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缺失的原因，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搞個清楚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他認為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出不了“資本主義”。中國人的精神是中庸與主調和的。即使我們無視“宗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的簡單說法，假設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產生資本主義，我們仍然難以相信中國人會把任何一個工作推進到如此大的規模以致“人”必須從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種種“生活的藝術”異化出去，變成大機器的奴隸。對於按照狹窄的“科學方法”組織分工以至人生，誠如馮友蘭論及中國哲學的特點時指出的，中國人認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類，非攜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換句話說，中國人“志不在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