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為主體基本傾向的區別
對行為主體基本傾向的抽象化認識形成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經濟學和管理學有不同的派別，在經濟學和管理學各自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對人性假設的認識也不一致，但這種不一致辭只是大同小異，而兩門學科之間卻有很大的區別。
（一）經濟學的人性假設
經濟學以節約成本、擴大產出、優化資源配置為目標考慮規則的合理性，只能從大多數的一般行為出發進行分析，所以假定人是經濟人（Economic Man）、理性人（Rational Man），或者是具有機會主義（Opportunism）傾向的人。
經濟人的行為決策從自己的經濟利益了出發，通過收益與成本的比較使其淨收益最大化。當然，講到最大化時都是指一定條件下的儘可能大，而不是無限大，即最大化是條件極值。理性人的基本傾向與經濟人一致，只是把經濟利益擴大到綜合利益和長期利益。如暫時的奉獻是為了長遠利益或心理上和聲望上的滿足。但是，經濟學同時也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是一般等價物，而且具有可測性、可比性和客觀性，因而是衡量交易物件的價值和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的難以替代的尺度。所以綜合利益的基礎當然是經濟利益，其衡量尺度也多用市場交易價值。因此。經濟學的行為就是理性的行為，理性的行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經濟人假設藉助於可計量的貨幣作尺度，特別有利於定量化分析或模型化，但經濟人的假定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學的目標，而不是為了計量和模型化，這可從較少使用定量分析和模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經濟也挖於假定人是經濟這一事實中得到證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人性假定，但隱含著經濟人的假設。因為馬克思把經濟作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把經濟基礎作為上層建築的決定因素，把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貪慾作為其理論前提。無疑，馬克思是把行為主體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前提的，只是這一前提在分析抽象規律和資本家的行為特點時強調的多；而在分析工人的行為特點時強調的少。
新制度經濟學仍然認為人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特徵，只是對行為的理性程度頗有微詞，認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但是他們認為人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總想搭便車（Free Rider）。機會主義就是不僅追求自身利益，而且想方設法用詭計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儘管不一定所有的行為主體都表現為明顯的機會主義，但很難肯定哪些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更小。顯然，新制度經濟學在否定完全理性的同時卻更強調追求經濟利益及其手段。從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來看，這與經濟人假設並沒有很大的區別。
（二）管理學人性假設
管理學以激勵人的積極性、提高組織效率為目標，必須兼顧多數人的一般行為和少數人的特殊行為，因為少數的特殊行為以對提高組織效率非常重要。正因為如此，經濟學堅守著經濟人（機會主義）假設，而管理學卻認為追求經濟利益雖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種需要中屬於低階需要，因而管理學對人性的假設早已超越了經濟人假設，而有了複雜人、社會人、管理人等新理論，沿著這一方向，管理學從經濟學中分離出來並獨立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