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起兵北伐，“攻曹仁於樊”，而後降於禁七軍，一時聲勢浩大，幾乎迫曹操遷都，“……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然而關羽卻忽略了對內部、外部憂患的防備，以致東吳襲擊其後方，斷其退路，兵敗身隕。荊州盡失，致使《隆中對》無法按照原計劃實施。北伐失敗及丟失荊州的原因與責任，不僅僅是關羽一人的錯誤，而是劉備集團戰略上的失誤。
一、關羽北伐的時機與目的
曹操自南征大敗而歸之後，其地位受到動搖，內部一些反曹勢力頻有舉動。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又“(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吏民，保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其下注：《曹瞞傳》：“是時南陽間苦徭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
曹操集團內部的不穩定因素爆發， 侯音據宛城反，“與關羽連和”，以為內應，給關羽北伐創造了一定條件。而更為關鍵的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爭奪漢中失利，建安二十四年春，劉備率軍爭漢中。“曹公自長安率眾南征……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奪下漢中，劉備集團聲勢正旺，“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而此時，關羽即進軍北伐。
按曹操自漢中引軍還長安，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是年秋，劉備稱漢中王，拜關羽前將軍，之後劉備即還成都。而關羽進軍北伐的時間當在二十四年秋之前，《武帝紀》：“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往後。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又《關羽傳》：“是歲(建安二十四年)，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都七軍皆沒。”從《魏書》、《蜀書》的記載來看，關羽圍曹仁當在二十四年秋，或之前，而其進軍北伐時間當更早，或為夏季，蓋夏季雨水充足，漢水水位抬高，適合荊州水軍沿漢水進軍襄陽。
先是，曹操集團內部出現不穩定因素;而後，曹操爭奪漢中失利，正是其勢頭低落之時;而夏秋漢水漲溢，正適合荊州水軍出動，是以此時關羽北伐，正合時機。
關羽北伐正合時機， 是就當時劉備、曹操雙方形勢來講，而對荊州虎視眈眈的東吳卻不能忽視，荊州內部的狀況亦不能忽略。關羽鎮荊州，輕視駐屯江陵、公安的糜芳、士仁，是以嫌隙已生;而劉備才下益州，孫權即索要荊州，索要不成，即舉兵奪長沙、零陵、桂陽，劉備揮師荊州與孫權對峙，曹操即下漢中，後方有患，不得不以湘江為界，將長沙、桂陽予東吳，“與權連和”。是以荊州內部並不是鐵桶一塊，而外部東吳對荊州垂涎已久，重兵壓境，不得不防。因此，從荊州自身情況出發，關羽出師北伐，並不是不可，但存在風險。
學界多認為關羽北伐，其目的在於襄樊，而非完全實施《隆中對》，本文采納之。
建安二十年四，劉備、曹操爭奪漢中，劉備因險拒守，曹操不得進，是年夏，曹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是年秋，“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而劉備在稱王之後，並未繼續出兵秦川，以配合關羽北伐，而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可見劉備並不想此時就實施《隆中對》所定策略，留魏延鎮守漢中，當是以鞏固既得利益，休養生息，積蓄力量，防禦曹操。
而關羽北伐，從戰略上當是呼應漢中之役。劉備既在漢中取得重大勝利，而曹操引軍來爭漢中無果而還，軍隊士氣大受打擊。而此時鎮守襄樊的曹仁兵力並不充足，《曹仁傳》記載：“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而關羽所率荊州水師遠超曹仁守兵，圍困樊城，曹仁不得出。關羽圍困曹仁之時，劉備集團內部首先並未派遣其他軍隊出漢中，擊秦川，以牽制曹軍調動;其次，關羽北伐僅率荊州本部兵馬，益州並未出兵支援。因此，大致可以推斷，關羽北伐，並不會進行持久戰，當是速戰速決，拿下襄樊，為以後實施《隆中對》做準備。
二、劉備集團的戰略失誤
關羽北伐，擒于禁，圍曹仁，威震華夏，但圍樊城兩月有餘而未下，給了曹操派遣援軍的.機會，也給了東吳伺機偷襲的機會;最終在曹操和孫權的聯合之下，關羽北伐失敗，丟失荊州，自身亦殞命。究關羽北伐失敗的原因，有著多方面的因素。
其一，關羽處理內部問題的方法及外交手段不當。荊州多為實施《隆中對》的重要基礎和跳板，劉備遣關羽鎮守，可見劉備對關羽的信任。然而關羽留鎮荊州，卻使得內部不和，與士仁、糜芳有隙;外部亦與東吳有著矛盾和衝突，建安二十年，孫權遣使從求荊州，劉備以“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託辭，而孫權遂至南三郡長史， 但關羽不向劉備請示如何處理，卻直接盡數驅逐。孫權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致使孫、劉雙方關係緊張，一度重兵對峙於益陽—巴丘一線，恰逢曹操入漢中，劉備恐益州有失，遂求和於孫權，以湘江為界劃分南部荊州，此其一。關羽鎮荊州，孫權甚是忌憚，由是孫權遣使求婚，關羽不但不許，還辱罵來使，使得雙方關係繼續惡化;《典略》載：“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關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於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 ’”關羽北伐，從當時孫、劉雙方關係來看，孫權出兵相助的可能性不大，但關羽言於之間對於東吳的威脅， 卻破壞了雙方暫時修補好的聯盟關係， 此其二。關羽北伐之前，對東吳的情況認識不足，呂蒙以病還建業，關羽即撤防備東吳之兵，以討襄樊，使得內部空虛;而在俘獲于禁之後，又“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暴露了荊州內部空虛、補給不足的情況，更加堅定了東吳奪取荊州的決心，此其三。
關羽處理內部問題與外部矛盾的手段和方法失當，使得內部產生了不穩定因素;而外部矛盾亦激化，這些都違背了《隆中對》“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的基本方針，為其後來北伐失敗埋下禍根。
其二，劉備集團對當時的情況分析不足。建安二十年，孫、劉荊州之爭，在以湘水為界，重新劃分南部荊州勢力之後，雙方重修盟好，劉備以為有著盟約的約束，東吳不會輕易進攻荊州，然而東吳圖謀荊州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但劉備集團對此卻認識不足， 過於相信雙方的聯盟關係的約束力，並未留下大將和軍隊協助關羽。而東吳方面，卻積極準備著襲奪荊州的計劃，有心算無心，在防備不足的情況下，面對東吳精心的準備，防守不足的荊州守軍，完全抵擋不住東吳的進攻，而與關羽素有嫌隙的士仁、糜芳皆獻城投降，荊州丟失。
其三，劉備用人不當及對關羽的支援不足。劉備取漢中，留魏延鎮守，是為防備北面曹操軍隊。又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上庸，是為與漢中相連，以聲援關羽。而關羽圍攻襄、樊，日久未下，“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而漢中魏延不可動，荊州內部可用之兵，關羽皆已帶走，甚至連防備東吳之兵，都撤走北上襄、樊，益州亦未發兵支援，關羽可謂是孤軍北伐，孤軍無援，又是長久圍困，士兵、糧草消耗頗大，徐晃援兵一至，關羽即敗走。
倘若，劉備在關羽出兵北伐之時，即派遣蜀中大將及大軍東下荊州，以鎮守關羽率軍北上之後內部空虛的荊州，同時亦作後援。同時派遣鎮守巴土的張飛率軍取東三郡(上庸、房陵、西城)，張飛與關羽結拜兄弟，自劉備起家之時，便一同作戰，倘若關羽需要援助，張飛必會出兵支援;而劉封、孟達與關羽沒有太深的交情，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卻依然不能令他們出兵支援。北攻襄、樊，本就是重要的戰略行動，劉備集團內部應當非常重視，但在用人上卻十分不當，導致關羽需要援軍時，卻無人發兵，致使關羽不能及時攻下襄、樊，而給了曹操派遣援軍的機會。
其四， 劉備集團在戰略部署存在重大失誤。以當時曹操、劉備、孫權三方的情況來看，雖然曹操在漢中受挫，但依然是實力最強的一方，而劉備、孫權依然弱勢。漢中之役、襄樊之役，本就是相互配合的，但其只是劉備集團內部行動，而作為盟友的東吳並沒有出兵協助、牽制。其原因，大抵因建安二十年，孫、劉雙方因荊州之爭而產生了嫌隙，雙方互不信任，而且，雙方互相防備。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關羽北伐，其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對東吳的防備，因為漢中已經防備著秦川曹軍，而襄、樊方面正是關羽的主攻方向，那麼唯一需要進行防備的就是同樣於荊州屯重兵的東吳了。
荊州戰略要地，本要良將、大軍鎮守，而關羽率兵北伐，荊州內部並無良將、大軍，而是一個空虛的大後方，這給了東吳可趁之機。倘若劉備派遣趙雲，又或者諸葛亮，率大軍鎮守荊州，那麼即使關羽襄樊兵敗，也不至於被人抄了後路。
因此，在關鍵性的戰略部署上出現失誤，是導致關羽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倘若，漢中奪下，劉備親自鎮守，而派遣魏延率軍出子午谷，威脅長安，牽制曹軍;派遣張飛出巴西，而非劉封、孟達，奪東三郡，以為關羽援軍;留諸葛亮鎮蜀中，遣趙雲率軍向荊州，以鎮關羽後方。以當時蜀中軍力，如此部署，當是沒有問題。但劉備奪下漢中，擊退曹操，而後稱王，可能使得劉備集團內部自信心膨脹，以為關羽北伐，當馬到成功。但軍事作戰，往往不是單獨一支軍隊能夠完成的，需要多方面協作，才有可能達到軍事目的。而劉備集團在戰略部署上的失誤，致使關羽孤軍北伐，最終不但兵敗身隕，荊州亦失，使得《隆中對》所定基本方針半數無法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