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知識（資訊）、技術、權力三個要素的結合，成為後工業社會中的最為龐大最有勢力的集合體。資訊傳播成為決定人的生存和發展、決定著人類對其他資源的利用開發及佔有方式的最基礎的條件。現代傳播學相應成為社會科學中最為活躍和富有建樹的領域。傳播學介面臨著人文視界和科學視界的融合。對於傳播學的發展來說，人文價值觀基礎比技術性統計分析、策略性研究更重要。國內的傳播教育長期強調工具技術的掌握，形成了政治與技術兩大功利思想的配合統轄，從而淡化了人文精神。在後工業文明和全球市場一體化的趨勢中，傳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礎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現代傳播不僅面對著來自“技術統治”和“大眾統治”的壓力，還面對著來自市場和權力體制的壓力。只有在人文理想的引導下，才可能實現對知識的整合，體現真正的社會關切和人類終極關切，從而使現代傳播方式成為人的解放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傳播教育人文理想
一、後工業時代的傳播形態和多學科交叉研究
20世紀以來從工業時代向後工業時代的轉變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況。丹尼爾·貝爾指出，以資訊為主要資源、主要產品，由智慧技術支配其他生產技術，靠知識資訊傳播聯絡並推動的全球一體化的新型社會，已經在工業社會的母腹中初具雛型。他將這一社會稱為“後工業時代”。知識（資訊）、技術、權力三個要素的結合，成為後工業社會中的最為龐大最有勢力的集合體。資訊傳播成為決定人的生存和發展、決定人類對其他資源的利用開發及佔有方式的最基礎的條件。①
現代傳播學是大眾傳播工業和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特別是法權制度、科層制度和企業制度）的產物。關於大眾傳播媒介的組織和運作、公眾傳播行為及組織傳播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傳播學最為活躍和富有建樹的領域。進入新科技革命以後，傳播學密切關注新媒介與人類生存境況、傳播中的權力與平等、文化一體化和文化多元性、傳播的自由權利與責任義務等新的課題。不僅大陸理性主義、批判學派與英美實用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發生了理論碰撞，而且東方的文化傳播的傳統、觀念和體制也在與西方發生衝突和對話。生命科學、宇宙科學、資訊科學和語言科學的巨大進步，使“傳播”概念已經大大超出了傳播學所指涉和研究的範圍，從而引出了在哲學本體論的層面上界定“傳播”並尋求傳播研究的方法論整合的問題。
迄今現代傳播學的基本研究範圍形成了三個結構。一是從核心向外緣伸延的物件結構，即：自我內在傳播à人際傳播à組織傳播à公眾傳播à大眾傳播à跨文化傳播研究，此一結構依據傳播主體和傳播行動的形態而劃分；另一個是向多維度展開的物件結構，即：政治傳播、教育傳播、科技傳播、語言傳播、文化傳播、商務傳播、健康傳播、危機傳播、女性傳播、少年兒童傳播、大眾文化研究等，此一結構依據傳播的內容、物件、性質和意義而確定。第三個由表層到深層、由物化因素到精神因素拓進的物件結構，即：傳播媒介à傳播符號與意義à傳播心理à傳播操作與控制à傳播體制及法規à傳播倫理和價值觀的研究。從大的研究傳統說，傳播研究基本上是兩大塊領域，即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和人類傳播（humancommunication），前者以大眾媒介為研究軸心，後者以語言行為為研究軸心。發展的趨勢則是交叉、滲透乃至整合。②
我們注意到兩個殊途同歸的有趣的現象。經過了半個多世紀迅速發展的傳播學，其研究物件和邊界越來越廣闊寬泛；同時，20世紀各門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均對傳播現象進行“理論聚焦”，通過不同的方法從描述分析傳播活動入手，以闡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的意圖和意義、主體及主體間關係、社會文化共同體、存在的本質等等。資訊傳播工業、服務業和娛樂業，正在走向廣播電視、電子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一體化。這些發展又導致傳播學介面臨著人文視界和科學視界的融合，從而使傳播研究成為學術群雄爭逐的“新大陸”，孕育著巨大的挑戰和機遇。
傳播學的學科傳統和學理風格，帶著鮮明的西方工具理性的特色，她力求適應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運作。貝爾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分解為經濟-技術體系、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三個部分。經濟-技術體系主要決定社會生產的組織，產品和服務的分配，各種資源的配置。它構成了社會的職業劃分和各種科層組織。科學技術的應用在這一領域中起著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功能（工具）理性的功利原則，社會處於急劇的變革創新和激烈的競爭狀況。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是高度角色化和功能化的。組織的生存發展、競爭擴張的軸心目標決定了個體的生存方式。政治體系是權力的競技場。政治體系的運作依賴於公信力和效率。基本的價值尺度，如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均等、公民自由和社會參與等等，已經主要不是作為絕對價值理念，而是作為調適社會衝突和利益矛盾的話語系統。現代傳播媒介正是適應著當代社會執行的工具。
但是，現代傳播媒介也最集中地反映出後工業時代的根本矛盾。功利效益原則與自我實現原則、體制化與個性化、官僚科層制與平等權利、強勢的中心文化與弱勢的邊緣文化的矛盾衝突，在資訊傳播的過程中表現得更加緊張和深刻。在現代社會中，大眾傳播媒介一直是最受注目也最易引起人們爭議的領域。大眾傳媒的發展是全球現代化程序的最重要的部分。它以強大的科技力量為基礎，以極高的效率和極廣的空間跨度，向人們提供新聞資訊和娛樂、教育節目。我們看到，大眾傳媒拓展了人們的經驗領域，使人們更加活躍化、社會化；同時，它也強化了權力的控制，造成了社會文化的一體化。大眾傳播媒介的技術基礎和營運體制，是發達的工業化的結果，它也是全球市場經濟結構的工具。大眾傳媒集聲、光、電、畫為一體，拓展出空前廣闊的現代人的審美空間。精英藝術通過傳媒的演繹深入民眾，傳媒視點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世界的知識的把握，生動的影像將人們帶往遙遠的極地或叢林，它也能創造出傑出的經典作品供人們久久回味。大眾傳媒並不因為它本身的技術特質和營運特點就註定了是人文批判的物件。它是文明創造的不可逆轉的物質存在和機制存在。
傳播是對現代社會進行結構重組的強大力量。英美和歐陸的傑出思想家們都洞察了這一點。帕森斯認為，社會交往（傳播）構成為一個社會統一集團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社會的核心。在社會交往中，個人之間形成確定的關係從而形成社會的結構。他提出，制度化指一定地位的行動者之間相對穩定的互動模式。制度化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構，是具有各種不同傾向的行動者進入互動的情境。他們的傾向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們的需求結構；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模式內化的結果。在互動交流之中，行動者調整各自取向，通過角色扮演和交換得以建立起規範。這些規範一經建立，又反過來調節以後的互動逐步形成穩定的制度。
法蘭克福學派將現代性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歸之於傳播工業的膨脹。然而，作為此一學派的晚期人物的哈貝馬斯也看到了擺脫現代性危機的出路，還是在重建傳播交往方式，而不是烏托邦式的顛覆。他主張“通過語言建立的主觀際性結構，乃是社會系統與個體系統的條件”。通過有目的理性的交往行為，建立起理性的規範結構。“理性結構不僅體現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為的擴充套件上，即不僅體現在技術、戰略、組織和合格手段的擴充套件上，而且也體現在交往行為的媒介性質上，體現在調解衝突的機制、世界觀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這些規範結構的發展乃是社會進化的領步者，因為新的'社會組織原則意味著新的社會一體化的形式，而新的社會一體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產力的實施或新的主產力的創造成為可能，並使社會複雜性的增加成為可能。”③
交往的發生是同時在兩個水平上進行的。一個是在言語的陳述性內容的水平上的交往；另一個是在建立人際關係的主觀際性水平上的交往。哈貝馬斯說:“社會系統可以視作交往行為網，個體系統則可在言語與行為能力這個大方位下進行考察。”④他認為，個體自我發展的意識結構、世界觀和集體同一性，都可以歸於通過語言建立起來的主觀際性結構。主觀際性結構中包括調整行為衝突的道德和法律的主觀際性、不同的普遍物件領域的界分、個體同一性與集體同一性的構建。交往性行為是達至理性化乃至建立合理性結構的唯一途徑。交往行為不能通過交往的技術手段，也不能通過選擇手段的戰略而理性化，只能是通過交往行為主體的響應性、行為規範的可證實的道德-實踐方面理性化。交往行為的理性化主要是要求達到兩個條件∶意向表達的真誠性和行為規範的正確性與合法性。他寫道:“法律和道德的發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觀的發展、個體和集體同一性形態的發展，都屬於理性化過程中的發展，它們的進步不能靠正確戰略的選擇來衡量，而要靠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獲得的理解的主觀際性來衡量，要靠與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並轡而行的交感行為領域的擴充套件來衡量。”“理性結構不僅體現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為的擴充套件上，即不僅體現在技術、戰略、組織和合格手段的擴充套件上，而且也體現在交往行為的媒介性質上，體現在調解衝突的機制、世界觀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堅持這樣的觀點∶這些規範結構的發展乃是社會進化的領步者，因為新的社會組織原則意味著新的社會一體化的形式”。⑤
儘管啟蒙哲學和理性主義曾經高舉人道主義、自由和公正法權的旗幟追求合理的社會秩序，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工業技術文明的進步以及制度文明的完善化精緻化，以啟蒙和理性精神為特徵的現代性在後工業時代遭遇到深刻的危機。人類對於工具的精良、效率、功利追求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人的價值理性、人文理性則處於被壓抑的地位；個性、詩意的美感、反思能力、內在精神、普遍性等等都迅速地沉淪。重建交往合理性便是重建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二、轉變中的傳播研究
現代傳播學似乎已經處於重大轉變的關口。她在移植現代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資訊理論、政治學、經濟學、商務管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理論成果方面獲益良多。然而，傳播學在理論思維（包括理論話語）的原創性和知識系統的整合性方面還未盡如人意。⑥傳播學能否通過擴大科際外延、增強研究課題的敏感度而獲得突破性進展？或者據守既定的研究物件，保持作為應用型社會科學的特性？這兩種學科策略考慮都有其困難。前者雖能在平面上擴充套件傳播學科疆域，但是如果未能在學理命題、觀念和方法上有獨創貢獻，便會在與其他學科視界的融合中，淡化了傳播學的特質；後者則只能使傳播學停留在工具理性層面。因此，對於傳播學的發展來說，知識形態的分析和整合、方法論的邏輯基礎、重建傳播的人文價值觀基礎與各種技術分析方法的引入都十分重要。
如今，世界正經歷著資訊革命，以數碼化資訊傳播為技術特徵的資訊化浪潮，推動著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引起人們生活習慣、學習與工作方式、思維模式的深刻轉變。全息成像、電腦音樂、人工智慧、人機交流、互動式電視、虛擬現實等技術的開發，創造了新的資訊活動空間。人們現在接觸到了豐富多彩的電子遊戲、多媒體電子出版物、網上雜誌、虛擬音樂會、虛擬畫廊和藝術博物館、互動式小說、網上自由文藝沙龍以及正在發展中的全數碼電視廣播。數碼資訊傳播時代最深刻的變化是麥克盧漢所謂“媒介即資訊”概念的動搖：大眾傳媒正演變為個人化的雙向交流工具而不可能長久地作為單向灌輸工具繼續存在。電子科技將一切知識型態統合整理，構築起多種表達方式和存取方式的資料庫。人們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傳媒灌輸給他們的資訊，他們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和技術能力去選擇資訊，創造資訊，傳播資訊。⑦
傑奎爾（Jequeir）將“資訊傳播”區分為四個層面概念：資料、資訊、知識和智慧。其中最重要的是資訊與知識的區別，儘管這類區分有時是相當困難的。⑧資訊是包括傳者與受者反覆互動作用的訊息的流動過程，知識則是關於情形和經驗感受的已知內容的儲存。⑨當資訊科技和傳播工業極大地加快了資訊傳遞的速度，極大地拓充了資訊的容量時，我們可以說知識對於資訊的依賴性加強了。但是，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資訊淹沒知識，資訊消融知識的獨特性質。知識，有可能不再指個體和某一文化的經驗，因而知識在實質上成為複製的知識而不再是原創的知識。數碼化、商品化、資源化的過程，徹底改變了知識的存在形式。數碼化，是以數碼形式將知識納入到輸入、儲存、壓縮、整合、傳輸過程，將知識再轉化為資訊。未能實現數碼化改造的知識資訊，將難免被湮沒遺忘的命運。商品化，是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知識資訊的價值和價格，進而決定了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隨著資訊資源化開發，知識也資源化了。知識在資訊傳播時代的不斷市場化和資源化過程，會迅速擴充和加深知識對社會生活程序的影響。反過來，市場價值規律也會對知識生產發生調控作用。作為知識生產的最重要的主體的心性智慧條件，與市場規律、大眾趣味及國家政策的關係也會更加複雜。
從另一個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新媒介的出現，數碼化的趨勢又為打開個人的傳播空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尼葛洛·龐蒂這樣反駁麥克盧漢的“媒介即是訊息”定義：“在數字世界裡，媒介不再是訊息。它是訊息的化身。一條訊息可能有多個化身，從相同的資料中自然生成。……思考多媒體的時候，下面這些觀念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須能從一種媒介流動到另一種媒介；它必須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說同一件事情；它必須能觸動各種不同的人類感官經驗。”⑩且不說CD-ROM、CD-I、VCD、DVD等媒介，如果身處在寬頻的電子網路環境中，人們可以享受到形式更豐富、在互動中不斷變化和充實的文字，從而進入到漫無止境的傳播交流過程。數碼資訊傳播技術使個人與媒介的關係顯得越來越緊密。個體和社會群體的生存發展取決於他們獲取、處理、傳播資訊的能力。由於電子網路社會的形成，人們的心理意識空間、人際關係空間變化了，電子郵件、寬頻視訊會議、可視電話、電子新聞群組和公告板、遠端登入、無數的個人和社團網頁，使得個人和社團獲得了掌控媒體的能力。此時新的價值倫理觀的建設，就至為重要。自由和權力的伸張，必須相應地配合社會責任意識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