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責任倫理；權；時；信念倫理
[作者簡介]張桂珍，中共山東省委黨校研究生部講師，哲學碩士，山東濟南250021
[中圖分類號]B2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12-0011-03
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相對，是由馬克斯·韋伯於1919年在一次演說中同時提出的。表面看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是極其對立的，因為前者的價值根據在於行為者的意圖，而後者的價值根據在於行為的後果。但如果進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後的深層動因，就會發現二者又是統一的，因為它們都根源於行為者內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倫理是隻關注信念而不關心後果，責任倫理則是將信念與責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此來看儒家倫理，也是信念與責任並重，所以儒家倫理也是一種責任倫理。當然在儒家倫理中，我們也可以同時發現信念倫理這種取向，但儒家倫理所追求的，則是信念與責任的和諧統一。儒家哲人儘管在言行中有諸多的不同，但都體現出一種責任倫理精神，這源於他們內心強烈的道義感和責任心，這在孔子的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們常認為，孔子是個迂腐的迂夫子，事實上並非如此。他既不是隻知道因循守舊、不知道順應時勢的人，也不是隻知道固守原則、不知道靈活變通的人。《論語·子罕》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來，孔子杜絕了四種不好的傾向：憑空猜測，絕對肯定，拘泥固執，唯我獨是。可見孔子不是一條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鑽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夠面對現實，能夠將信念與責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展現出了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精神，這主要表現在“權”與“時”的思想當中。
孔子非常重視“權”的思想，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在孔子這裡是最高的處世原則，不是輕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來，古代的聖賢雖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卻往往是固執一端而不知權變。不過孔子非常自信，他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不同於古代聖賢的地方，就在於他懂得權變。那麼怎樣才能做到權變呢?這就要掌握“時”。時即合乎時宜，就是要符合時勢發展和變化的要求。首先要審時度勢，認清時勢發展的趨向；其次要隨時變通，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順應時勢的變化。孟子對此十分景仰，稱讚孔子是“聖之時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權達變，應時而動，並不意味著可以離經叛道，放棄自己對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說可以毫無原則，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為所欲為，而是在堅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順應社會現實的需求，將原則的堅守與方法的靈活運用統一起來。孔子曾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即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是無所謂可也無所謂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義的原則。生當一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對於孔子來說最大的義，莫過於匡正這個元道的、混亂的社會。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終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標，在他看來是必須堅持的。至於具體如何實現這一理想，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則是可以變通的。與道義的原則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時為了實現這一原則，某些具體的道德規範是可以暫時違反的。只知道一味堅守道德規範而不知道隨時變通的，是淺陋固執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在這樣的見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當時的士君子道德規範的舉動，結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議。在衛國期間，為了求得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他去見了衛靈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聲極壞)，引起了子路的不滿，以至孔子不得不對天發誓，說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合乎禮的。更有甚者，當一些叛臣來禮聘時，孔子也想去一試身手，這更加讓子路不滿，對此他進行了辯解：“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在孔子看來，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給他這樣的機會，他就可以讓周禮在東方復興起來；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決不會與亂臣同流合汙，但如果身懷治國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為國為民做事卻又屢次丟掉機會，這樣是不對的。可見，孔子並非認可那些叛臣們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對犯上作亂的，他真正關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於治國安民的為政者，能否給予他施展才能的機會，他之所以“欲往”，因為他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這樣的機會。當然，如果為政者不給他這樣的機會，他也會毅然決然地離開，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事實上，孔子並沒有真的去應召，他也從未真正得到這樣的機會，但他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倫理精神，不能不讓人欽佩。
孔子不僅自身如此，對別人的評價也表現出這種精神，其中尤其以對管仲的評價最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養確實不高，孔子曾經對其大加批評，說他不節儉、不知禮、不忠，確實有悖於儒家的道德標準；但另一方面，孔子卻極力稱讚他的仁德，因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則。可見在對一個人的評價中，孔子是將事功與道德分開來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問題，但其結果與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會的安定有序與人民的安居樂業。在一個道德上並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結果不能統一的情況下，堅守自己的信念，並在責任的驅使下，通過道德上成問題的手段，達到了目的與結果的統一，這就是責任倫理精神的體現。孔子看到了這種倫理的合理性與現實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汙點，所謂“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確實富有責任倫理思想，不過他也有著信念倫理傾向。比如，面對“有道”與“無道”兩種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應該如何抉擇，對此孔子曾經多次加以討論，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不同的場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選擇：在國家政治清明時，君子應該積極入仕，如果甘於貧賤而出世，是可恥的；在國家政治昏暗時，君子可以消極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貴，也是可恥的。“有道則見”體現的是一種基於信念的責任意識，可以說是一種責任倫理精神；“無道則隱”則是為了堅持信念而放棄了責任，表現的是信念倫理傾向。這種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並存的現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與現實、信念與責任的矛盾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