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古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它本是一條道德箴言，指導人們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如何對待不同意見。它所依據的則是一條哲理，一條事物存在與的。
萬事萬物各有自己的特點，人們的意識千差萬別。世界正是以此而生機勃勃，而奼紫嫣紅。這些不同的事物互濟互克，不同的意識相切相磋，世界於是得以邁開故步，向前演進。世界之如此存在並發展，正是和而不同的最大表現。
如果事事物物了無差別，人的見解千篇一律，那時候，世界將不僅變得蒼白一片，而且更要就此歸於死寂。其原因，蓋出於同而不和的毀滅性。
和與同的這些道理，在中國文化中，不算什麼深奧的學問。沒想到，當我們站在21世紀門口，用這些道理去觀察未來世界時，竟得出了一條與S.P.亨廷頓教授截然相反的論斷。
（一）
亨廷頓教授看到的是，隨著冷戰在世紀末的結束，隨著國際關係發生的這一重大變化，“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他斷定，“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
亨廷頓教授確信，他已經找到了後冷戰世界的存在模式，或者叫“下一種衝突模式”，那就是“文明的衝突”。他反詰道：在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已不再成為並不再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時，未來的衝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還能是什麼呢？”
亨廷頓教授在提出和辯護自己的這種創見時，運用了許多的和現實的現象材料，沒談什麼哲理。當然他並非沒有自己的哲理。他的哲理已貫串於他的文章始終。
一個根本性的觀點是：衝突（也就是鬥爭）是絕對的，和平、合作（也就是同一）是相對的。這個觀點在他兩篇文章的題目（“文明的衝突？”、“如果不是文明，還能是什麼呢？”）中，便已躍然紙上，不必再舉別的證明了。儘管這樣，我還是忍不住要抄一段原文，作為論據：
（冷戰後）國家之間、民族集團之間的衝突正在升級。美國和其他大國之間的爭論正在加劇。這是意料中事。無論是在個人、集團之間還是國家之間，一場重大戰爭或衝突的結束，都為新衝突的產生奠定了基礎。（Samuei P.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e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71.）
這是一條全稱肯定的絕對判斷。衝突、戰爭或鬥爭，被斷定為事物──至少是社群──存在的絕對形式；和平、合作或同一，只不過在為新的衝突打基礎，做準備。這種認為政治和國際政治就是權力鬥爭，以致主張政治只有鬥爭一途的觀點，本是一個古老而又流行的觀點；它以其現實主義的色彩為一切強權主義者所信奉不疑。只是他們總是忘記，為能發起衝突，必得先與共同利益者協調，謀求行動的一致，這豈不也是政治？另外，衝突的目的，就其最強的來說，無過於想一口吃掉對方，使之不復存在。而這豈不等於說，衝突是在追求無衝突？可見，主張政治只有鬥爭一途的，是片面的、淺近的，它雖可能為政客們帶來利益於一時，卻仍為一切明智者所不取。
提倡衝突論或鬥爭哲學，最終受害的──如果不是最先受害的話──將是提倡者自己。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人瞭解得最為真切；不幸我們還並非唯一的知情人。衝突論者的思維，是那個被黑格爾貶之為形而上學的“非此即彼”。他們總是以為，世界上只有黑白兩種顏色，各自都在千方百計地想法吃掉對方，並已下定了“不是魚死，便是網破”的決心。由於這種觀念的誤導，在一個區域性地區和一定時間內，一部分人會以行動證明出衝突論的有效和正確；可惜它經不住時間的考驗，得不到真正的同情。歷史和人民，終究會起來遏制衝突，讓和平來收拾殘局，解決，展現世界固有的五彩繽紛。
（二）
世界本來是五彩繽紛的，衝突論者卻喜歡把它歸納為黑白二色，以便通過沖突使之化為白茫茫一片。所以，和衝突論或鬥爭哲學緊密相連的，有一個一元化問題。
撇開不談，在領域裡，所謂一元化問題，包括著兩個方面，即世界的一元化和歷史的一元化。
世界究竟是一元的或應該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這也不是什麼新問題。主張鬥爭哲學的人，無不這樣那樣地主張世界一元論，因為那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地。亨廷頓教授也不例外。他在論證為什麼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必定走向文明衝突時說，因為在這種時期裡，“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下的歷史客體，而像西方一樣成為推動、塑造歷史的力量”，“國際關係──這個一向在西方文明內把玩的遊戲──將日趨非西方化，非西方文明不再是配角而會成為這個遊戲的主角”。這就是說，世界本來應該是一元的；現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二元雖已淡入，文明上的一元格局偏又岌岌可危，非西方文明正在崛起，所以，衝突（這一個絕對存在）必以文明作為載體而出現。
亨廷頓教授坦言，他們不認為這種現象是件好事。本文不想就此進行價值辯論，而只是想指出，看到別人由歷史的客體變為主體，由遊戲的配角變為主角，於是便惶惶不可終日，這似乎有欠紳士風度，有違Fair Play原則。為什麼非西方文明只能充當歷史的客體，而不能成為遊戲的主角？難道地球造出來只是專供西方文明把玩？在殖民體系瓦解多年之後，這種霸王言論仍在張揚，唯一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有一個西方中心情結在作怪。
世界一元論者都是自我中心主義者。具體點說，是西方中心主義者。西方中心主義在近代的出現和存在，雖然有其歷史的理由，但它絕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恆的。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義，正像前哥伯尼的人們一直以為地球乃宇宙之中心一樣，本是人類自我中心主義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特定形式，是人的認識之不可避免的侷限性的顯現。誰都知道，人有認識世界的能力，也有種種認識的形式；出於種種的認識目的，能夠得到種種的認識成果，解決種種的實際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同時知道，人總是生活在某個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之中的，時空給它提供了立足點，同時也就給它規定好了?圍。於是，它只能從這個給定的時空框子去看周圍，就像莊子先生所說的井蛙和夏蟲那樣。這一點，由於前賢的反覆諷喻，人們多半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難免“拘於虛”和“篤於時”之限，而不敢存萬物皆備於我式的狂妄了。但是，與此同時產生的另外一種侷限，即人的認識總不免於以自我為中心的侷限（它也可以說是時空侷限的更隱蔽的形式），似乎還很少得到重視，而常常引人誤入歧途。
當我們說，時空構成認識的框子，框子規定出一個範圍時，實際上已經意味著另一個認識侷限的存在，那就是：這?圍有一箇中心，而這個中心就是認識者自己，就是本位的人。人作為認識的主體或本位，既免不了時空的侷限，也免不了中心的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