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文學在中華民族精神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可以概括為八點，即載道、教化、救世、哀民、崇義、養性、言情、尚美。從巨集觀的角度考察中國古代文學傳統，認識中國文學傳統所表現與折射出來的民族精神，對於當代有中國特色的主義文化建設具有借鑑意義。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巨集觀考察
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巨集觀考察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把巨集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這一論斷，為當代文化建設及文學、文學評論指明瞭政治方向，尤其是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指明瞭政治方向。關於民族精神，近幾年學術界常見有著作與文章進行論述，在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的熱潮中，對於民族精神的討論又不斷深入。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悠久的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古代文學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回顧歷史可以看出，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學與中華文明的同步進行，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思潮、文學、文學現象本身就反映著中華民族精神，同時又傳揚、匯聚和強化著中華民族精神。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優秀的傳統，可以說它是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認識，有說不盡的話題，在不少學術著作、學術論文中常見有精闢的、扼要的概括，表述也不盡一致。我根據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理解，也嘗試著對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概括為八點，即載道、教化、救世、哀民、崇義、養性、言情、尚美。
1、載道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十分注重理性的民族，這突出表現在對於世間真理的追求上。所謂道，其意是，事理，其實就是真理。中國古代各派思想家都非常重視對於道的闡釋。《易經》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說：“吾道一以貫之。”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的“道”都是指一種真理。老子所著《道德經》的“道”，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指的就是一種終極真理。先秦時文士們著書立說，無非是在闡揚自己所倡導的“道”。那時並沒有今天所謂的“文學”這樣的概念，先秦時出現的“文學”一詞，含有文章和博學兩種意義，包括現在所謂的文學、、歷史等。孔子《論語》中說“文學子游子夏”，是指這兩位學生通曉學術及，而不是說他們兩個擅長今天所謂的文學。墨子說“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又說“今天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①，其中的文學都是指當時意義的文學，而不是指意義的文學。到了漢代，開始把文與學、文章與文學區別開來，把有文采的、有性的稱為文或文章，把學術著作稱為學或文學。六朝時，一般沿用漢代的說法，同時有人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文學”或“文章”的概念，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而把學術著作稱為經學、史學或玄學。唐代韓愈提出“文以明道”，並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他把明道和傳道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後人說韓愈以傳承道統為己任。宋代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使這個詞成為一個意義固定的概念，也成為古代文人著述的一條重要的原則。由於宋代的興盛，這時出現了重道輕文的傾向，不大重視文與學的區別，重新把文章與博學混為一談，文學又成了一切學術的總稱。一直到清代，文學一詞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章太炎在《文學總略》中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書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從中國古代“文學”一詞概念的演變，可以看出古代一直存在並延續著文以載道的傳統。在今天認為是真正的文學的那些體裁的作品如詩歌小說戲曲等，由於受傳統的文化思潮的，也同樣貫穿著“文以載道”的精神。古代詩詞除具有言志抒情的功能外，也常作為揭示哲理、傳揚道法的工具；詩歌小說也總是含有微言大義，表現作者的所謂“道心”。明代的湯顯祖說：“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②，強調道心和深情都是進行文學創作不可缺少的因素。明清評論家常說“詞曲小道”，而小道也是“道”，這反映了載道的傳統對於詞曲創作留下的深刻烙印。
2、教化教化是和感化之意。文學本身具有教化的功能，這一點在先秦時期的中已有明確的認識。教化一詞最早見於《詩大序》：“風，風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孔子談到詩的教化作用，提出所謂興觀群怨四點，他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親，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③《樂記》談到的教化作用，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孟子也強調音樂的感化作用，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④荀子也有同樣的認識，說：“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⑤後世的詩文小說也都有這樣的功能，其作者也總是明確地以自覺推行教化相標榜。尤其是戲曲最為突出，因為戲曲通過演出，使識字與不識字的人同看，教化的範圍更廣大也更深遠。元代夏庭芝《青樓集志》評論元雜劇說，宋元院本“大率不過謔浪調笑”，而雜劇則在“君臣、母子、兄弟、朋友”關係上“皆可以厚人倫，美風化”。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特別重視戲曲的教化功能，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或以教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之乎？”⑥戲曲的這種教化功能在古代確實對民眾產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清代趙翼見他家中的僮僕懂得許多知識，很有感慨，作詩曰：“焰段流傳本不經，村俗演作繞樑音。老夫胸有書千卷，翻讓僮僕博古今。”⑦20世記初，陳獨秀作《論戲曲》一文，其中說：“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⑧魯迅也說過類似的話：“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⑨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繼承著文學的這種教化的傳統。“以的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這正是在肯定文學的教化作用。
3、救世救世和載道、教化有密切的聯絡。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體系，其基本的人生態度是積極用世，或稱為經世致用。對於一個文人來說，平生的生活和意義就在於立德立功立言。這三者的位置關係是：首要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很多人常常是立功不成而轉為立言，或者先求立功而後求立言。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許多文學家首先不是文學家，而是家，他們在政治上難有建樹，而後則成為思想家或家、教育家等，因其有了著述成就而成了文學家。先秦時期的孔孟老莊諸子，此後的李斯、賈誼、晁錯、張衡等，魏晉之際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等，南北朝時期的王謝文學世家及庾開府、鮑參軍等，唐詩巨匠李杜白及韓柳歐蘇王安石曾鞏這唐宋八大家，還有辛棄疾、陸游等，哪一個是單純的文學家？哪一個不是抱定治國安邦的遠大理想立志有一番作為的人？李白吟著“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詩句上長安的時候，恐怕並不是僅僅想當一個詩人。蘇東坡進呈《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的時候，恐怕他的志向並不僅僅在於文學。辛棄疾吟唱著“醉裡挑燈看劍”，心頭難以泯滅的志向還是報國。《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在元末亂世，始志並不只是寫小說，有人說他當時是“有志圖王者”。由於中國古代是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國古代文學家的隊伍是這樣的一幫人物，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救世意識就是必然的了。《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窮困潦倒，沒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與條件，但他仍然沒有放棄救世的心願。第一回中寫女媧煉石補天剩下的那塊石頭，“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這是曹雪芹以這塊石頭自比，表現出不能救世的無奈。古代文學家的這種救世意識，一直到現當代。魯迅由原來的學醫改學文學，是因為他覺得醫生只能醫人身體，而文學可醫國民的靈魂，可見他從事文學創作正是由於一種強烈的救世意識的驅動。
4、哀民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是民本思想，在文學上的表現就是近幾十年大家常論及的人民性。儒家學說中的民本思想是其最可貴的部分。孔子提倡仁政，認為應當“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⑩，反對橫徵暴斂的苛政。孟子明確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見解，認為統治者得民心則得天下，失民心則失天下，他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不僅儒家有民本思想，其他各家也都有民本思想。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也表現了對於民眾的力量與精神的肯定。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反對那種“暴奪民衣食之財”的害民行為。後世一些盛世開明之君懾於民眾的威力，也間或實行一些利民政策，如唐太宗聽從魏徵關於“民如江海之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的諫言，採取了一些使民眾休養生息的措施。歷代文學作家受傳統的文化思想的支配，其作品中必然表現這樣的思想感情。哀民的內容，一是對民眾疾苦的同情和憐憫。民眾的疾苦有來自的天災、洪水、瘟疫等，也有來自的官府的搜刮、豪強的侵奪和戰亂的蹂躪等，歷代作家的作品中常寫到這些內容，表現出深切的關注。二是表現民眾的社會理想和生活要求，如減輕賦稅、政治清明、社會安寧等。三是對民眾中一些落後、愚昧、醜惡的東西的揭露和批評，如對某些不良習俗、野蠻現象、殘暴行為等的揭露與批評。歷代的許多優秀作品，往往是那些人民性強的作品。《詩經》裡的名作如《碩鼠》、《七月》等；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別”等；還有宋元明清的大量詩作，以及小說戲曲中那些反映民眾疾苦的內容。這種傳統也到和當代，魯迅描寫了一個普通國民的形象阿Q，對他的態度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5、崇義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中，義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在封建社會的思想體系中，義表現為一種社會理念和道德原則。在很多情況下，義還是判斷是非與善惡的標準。義的含義非常複雜，不同的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同一時代不同階層中的人們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義佔有重要的地位。孔子主張的核心是仁，但他對義也有論述，如“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義，他的著名的觀點就是“捨生取義”。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時代上層統治者和下層普通民眾對於義的理解有很大差異。統治者最熱衷宣揚的理想道德是忠，而普通民眾最崇尚的理想道德是義。歷代民眾造反稱為起義或舉大義，英雄好漢稱為義士，做好事稱為見義勇為。對那些捨己救人、抑強扶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種種行為以及那些奇人奇事等，都加上一個義字，如義俠、義僕、義丐，還有義馬、義虎、義犬等，一些救苦救難的設施稱為義莊、義田、義學等。古代文學作品推行封建教化，以宣揚忠孝節義為主要內容，但其中對義最為推重。歷代長篇章回小說多稱為“演義”，而不叫“演忠”。明清時期出現的大量武俠小說也多標榜為義，如《三俠五義》、《小五義》等。《水滸傳》又稱《忠義水滸傳》，其實裡面以張揚義的內容為主。小說戲曲作品中頌揚的那些英雄豪傑，他們最閃光的品質是義，其中雖然也頌揚忠，但在很多情況下，在忠與義相矛盾相沖突的時候，作者往往肯定了義。如《三國演義》中關雲長義釋曹操的行為，對於劉備政治集團來說不能算忠，但作者卻給予肯定。直到現在，仍然沿用義這個概念來表述某些英雄行為，如設立“見義勇為獎勵基金”，這一事例反映了中國古代傳統中崇義的文化精神，在當代仍然顯示出一定的影響。
6、養性養性即涵養德性之意。中國古代文學的這一傳統，也與中國文化精神交融在一起。封建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肯定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所謂“修齊治平”，其中首要的和基本的是修身。這種觀念反映在文學方面，則使文學創作活動不可能不帶有修身養性的功能。前面所說的載道、教化、救世、哀民等，可以說是文學的外作用，而這裡所謂養性則是文學的內作用。歷代許多作家進行文學創作活動，有些以實現外作用為目的，有些則以實現內作用為目的。如陶淵明的田園詩、飲酒詩，謝靈運等作家的山水詩，就是這類作品。陶淵明的《飲酒詩》和李白的《月下獨酌》等，其主要的功能當時在於內作用方面。唐以後許多作家寫作詩詞小說戲曲，常常自我標榜為“自娛”，有些文人在半生仕宦、退歸林下之後，便開始從事文學寫作或學術，自謂是“以著述自樂”。文學作家在自娛、自樂的時候，他們也往往受其思想觀念的支配，自覺地承擔著教化、救世的責任，自覺地表達著哀民的情感和崇義的精神，但同時也常常是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抒發自己個人的懷抱。他們在經歷了世間的大悲苦、體驗了人生的大煩惱之後，轉而在吟詠山水、敘寫故事的時候，尋求個人和社會、個人和他人、個人和自然的融洽與和諧。這樣的作品的內容，有作者對自己為人處世的自我約束，也有作者對自己心態與情感的自我調適，並在這種自我約束、自我調適中獲得快樂與滿足。李卓吾有一段著名的話說：“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積既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吐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這段話常被後人引用，說明有些文人為自抒胸臆而進行創作的情形。
7、言情追溯文化的淵源，上很早就有言情的傳統。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情不是單指愛情，而是指人的情感、情緒。《荀子·正名》篇雲：“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禮記·樂記》中說：“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又謂之音。”孔子編定《詩經》，最早肯定詩歌的抒情特徵。《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先秦到兩漢時期，對於情的認識出現了將情與理對立的觀點。由於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體系的，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也就必然出現教化和言情並存或對立的狀態。隋唐以後，關於言情的認識不斷增添新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後，由於出現了反禮教、反傳統的思想解放潮流，在文藝美學思想方面則出現了泛情論的傾向。所謂泛情論，把言情的一些觀點擴充套件到更廣闊的領域，從文學創作方面擴充套件到、人際關係、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用“情至”思想解釋各種世間現象。如洪昇說“看臣忠子孝，總有情至”，蔣士銓說“大凡五倫百行，皆起於情，有情者為孝子忠臣，無情者為亂臣賊子、匹夫忍人”等。人的情感和慾望原本屬於心和生理學的範疇，而當涉及到文藝創造過程以及人同文藝、文藝同社會的關係時，人的情感和慾望的又必然進入美學的範疇。西方文藝美學或者強調“愛”，或者強調“性”，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則強調情，這是由於中國同西方的歷史文化傳統及民族審美心理具有明顯差異，中國式的言情分明帶有中國特色。中國古代文論常常論及情，主張文學作品應當表現人的真情，應當以情感人，作品中的人物應當是富有真情實感的形象。儘管各個時期不同的文學思潮在文學藝術的一些基本觀點上有明顯分岐，但在言情這個問上則表現得大同小異。
8、尚美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崇尚美的。這裡所說的美和當代美學所謂的美屬於同一範疇，但其內涵卻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先秦時期的那些歷史著作如《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與著作如孔孟老莊諸子等，以及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桓寬的《鹽鐵論》那樣的政論文等，當代學者文學史時都把它們看作文學作品，是因為這些作品確實都具有文學美的屬性。根據我個人的理解，這些作品的美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形象之美。先秦時期的歷史著作及後來《史記》那樣的歷史著作中有鮮明的人物形象，這和後來戲曲、小說、文藝散文那樣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共性。如《左傳》中的鄭子產、宋襄公、流亡於列國的晉公子重耳及其隨從狐偃、介子推等，《國語》中的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及范蠡、文種等，《戰國策》中的蘇秦、鄒忌、馮諼、荊軻等，《史記》中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廉頗、藺相如等。先秦史傳著作以及《史記》、《漢書》那樣的歷史著作中的許多情節展現的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因此當代的文學史著作稱這些歷史著作為“史傳文學”，是有道理的。先秦諸子的政論類著作中穿插的一些小故事，裡面也有不少生動的形象。二是趣味之美。重視趣味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一條重要的美學原則。前面所說的先秦諸子及後來的一些著名的政論文章，之所以被稱為文學作品的另一原因是它們都寫得很有趣味。趣味可分為理趣和情趣。古代優秀的理論著作和政論文章以及後來的許多哲理詩都富有理趣。宋代的包恢說：“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理論著作或文章能寫得有趣而不枯燥，這就能顯示出文學性。中國古代詩歌既重視理趣，也重視情趣，這一點在古代大量的詩話著作中有許多論述。最重視趣味的是古代的戲曲。明代的戲曲評論家評價前人的戲曲作品，常常要肯定其富有趣味的特點。如王驥德評論《拜月記》“時露機趣”，湯顯祖主張以“意趣神色為主”，呂天成提出“別有機神情趣”，都在“趣”的問題上表述了自己的見解。清初黃周星說：“制曲之訣，雖盡於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詩有別趣’，曲為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知此者，可與論曲。”綜觀諸家所論，他們或言情趣，或言機趣，都把有趣看成戲曲作品的靈魂，有之則靈動活現，無之則呆板乾癟。因此，有趣味確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條重要的美學原則。三是語言之美。這一點是每一箇中國人深有體會的，也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有識之士公認的。中國的文字本身是美的，中國古代各種文體的作品，其語言都是美的。前面所說那些政論文章和著作之所以算是文學作品，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們的語言美。中國古代作品的語言整齊，簡練，節奏感強，生動傳神，既具有形式之美，又具有意境之美，還具有神韻之美、之美等。總之，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一種尚美精神，反映在文學藝術方面則形成一種貫穿古今的尚美傳統。
以上八點，是我所認識的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主要的方面。當然也還有其他的內容，但總括起來最突出的還要數這八個方面。從巨集觀的角度考察中國古代文學傳統，認識中國文學傳統所表現與折射出來的民族精神，對於當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無疑具有借鑑的意義。同時還應當看到，中國古代文學傳統還具有複雜性和延續性。所謂複雜性，是指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不僅有優秀的一面，而且還有落後的和反動的一面。古代各個時期的文學作品，總是不能擺脫歷史的和的侷限性的陰影，總是要夾帶或承載著舊時的醜惡，形成傳統的負面遺存於後世。諸如在長期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作用之下，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愚忠愚孝觀念，輕視婦女、輕視下層勞動者的統治階級思想意識，及時行樂、玩弄女性的腐朽人生態度，以及宣揚宿命論、鬼神論等迷信愚昧思想觀點的傾向等等，在今天看來屬於應當拋棄的糟粕。所謂延續性，是指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和古代各種文化思想、社會意識交織在一起，具有根深蒂固的特點，不會輕易地因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消除。它總是要頑強地延續到以後的時代，成為新的歷史時期時代精神的構成因素。古代文學傳統中優秀的東西和反動落後的東西都具有這種頑強延續的力量。因此，我們今天考察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要正視傳統的延續性和複雜性，既不簡單否定傳統，也不粗暴割斷傳統，而應弘揚並繼承傳統中優秀的一面，捨棄或改造傳統中反動落後的一面，以與時俱進的態度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繁榮當代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建設具有新的時代特色和生命活力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註釋：
①《墨子·非命中、非命下》。
②《睡庵文集序》，見《湯顯祖詩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15頁。
③《論語·陽貨》。
④《孟子·盡心下》。
⑤《荀子·樂論》。
⑥(清)樑清遠：《雕丘雜錄》。
⑦《甌北詩抄·裡俗戲劇，餘多不知，問之僮僕，轉有熟悉者，書之一笑》。
⑧見1904年《安徽俗話報》。
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334頁。
⑩《論語·學而》。《孟子·盡心上》。《墨子·辭過》。《論語·陽貨》。《論語·里仁》。《焚書·雜述》。《長生殿·開場》。《香祖樓》第十齣《錄功》。《答曾子華論詩》，見《敝帚稿略》卷二。《制曲枝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