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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了妖氣的羅輯思維,正在迎來更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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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眾網紅”到“私人伴侶”的角色轉變,是一個收起妖氣,安心趕路的過程。

沒了妖氣的羅輯思維,正在迎來更寬的路

開播四餘年後,當即便最不堪的記者也很少再將“羅輯思維”寫成“邏輯思維”的時候,羅振宇突然宣佈:視訊節目停播,轉向每週一到週五時長5到8分鐘的音訊,且只在自家“得到”App裡播出。

更像是另一隻靴子的落地:春節後的每個週四傍晚,固定等待長達數週的落空,已招致不少急促的擁躉在微博評論區詢問,質疑——甚至偶爾謾罵,那種“免費看了四年江湖賣藝他怎麼說不來就不來了”的低劣口吻令人頗感不適。

好在宣佈改版後,更多人表達了體諒與支援。或許自從羅振宇決定將公司未來的全部賭注押至“得到”那一刻起,每週一小時左右的視訊節目就變得尷尬。羅曾透露,錄一期節目大概要花20個小時,因為要以比正常脫口秀快5倍左右的速度說到滿意為止。這種沉重的“作品包袱”背離了開播時的分享初衷,而通過上述改版則可以用更即時輕盈的方式分享其每日更新的知識存量。

改版更主要的原因,是羅振宇對聚光燈的主動背棄。用他自己話說,“從過去一個追逐影響力的‘網紅’變成自家店鋪裡的服務生和跑堂小二”。Slogan也從“有種有趣有料”變成“和你一起終身學習”——前者是“羅胖”作為虛擬人格對待作品的自我期許,後者則試圖以服務心態將每日產出作為關係紐帶。

這種改變應該與野心有關。與另一位羅姓“網紅”羅永浩相似,基於人格起家的創業故事在前幾章總顯得妖氣沖天。不過,為了嘗試兌現四年前開播時不曾預料的野心——羅振宇眼中一個“亨利·盧斯”級別的時代機遇,站在局外人的輕佻視角,你自然可以說,從“大眾網紅”到“私人伴侶”的角色轉變,是一個收起妖氣,安心趕路的過程。

從創辦伊始提倡的“U盤化生產”,到一場社群經濟的“網際網路實驗”,再到努力鼓吹內容生產者直接賣貨的“內容電商”……回溯歷史,關於“羅輯思維是什麼”的答案几經迭代。就像拉馬克式進化對於外界環境一次次主動地順勢而為,過去幾年,羅振宇或許對於“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的敏銳態度感到滿意。

事實上,從賣會員開始,到賣月餅和柳桃,再到後期的跨年演講和拍賣papi醬廣告……羅胖將這種“造浪”行為視作製造勢能。一個又一個浪頭也確實讓人眼花繚亂,引得眾人叫好和效仿(儘管多數拍在沙灘上),但這些有妖氣的浪頭,有的是在與使用者共同進化,有的則讓使用者產生某種“不舒服”的疏離。

當然,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僅憑機巧長留於聚光燈下。在內容電商階段,羅振宇就將羅輯思維概括為一家“當眾自虐求圍觀順便賣貨”的公司。長達一千多天的60秒語音,幫其構築了一道關於信用的護城河。而當羅輯思維迭代到“得到”階段,這種累積而來的原始信任就變得非常珍貴,它必須讓使用者相信,在知識轉述這門手藝上,“得到”上其他說書人擁有同樣可以信賴的知識水準和精進態度。

而作為這一輪“內容付費”浪潮舵手之一,“得到”的推出讓“羅輯思維是什麼”這一問題的答案格外清澈:知識服務商。這種轉變,一方面是為了打破內容電商天花板,就好像有人說高曉鬆“標註了這一波內容創業潮水中,知識個體戶網紅所能衝擊到的高度”,已收割900萬微信使用者的羅輯思維也很容易一眼望向增長的盡頭,日子過得滋潤,但為了獲取“超越期待的指數級增長”,升級賽道成為必然。

另一方面,或許和羅振宇對未來的趨勢判斷有關,即專業分工的力量。

正如同資料經過系統性整理變成資訊,資訊再經過簡潔地抽象加工變成“知識”,人類碎片化資訊的存放方式是被封裝成一個個具體的理論,理論又指引行動——羅振宇就曾在多個場合表示,“專業分工”理論是深耕“得到”最主要的理論基礎。

譬如,經濟學告訴我們,就算你每件事都比別人做的好一點,最符合利益的策略仍舊是隻做那件最擅長的事,其他交給社會分工。照此來看,創業者的使命就是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的專業分工。另外,合理猜測是,無論凱文·凱利的《必然》還是王東嶽的《物演通論》,自家店鋪書中那些迷人理論對歷史規律的總結,對未來趨勢的預言,或許都產生了印證“專業分工”理論的力量。

更何況,在羅振宇的判斷裡,這種分工趕上了某種時代性機遇:以服務心態將碎片化的嚴選知識推至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面前。

人類發明概念,卻也成為概念的囚徒,當新事物破繭而出,很多概念也就混作一團——比如“內容付費”。3月8日,在《關於內容付費我們想彙報迄今探索的全部心得並宣佈一件小事》釋出會上,羅振宇以先行者姿態,再次搶佔了公眾心智,闡釋了什麼是“內容”,以及什麼是“付費行為”。

結論是:工業時代人類的.知識交付分成教育,出版和傳媒三個行業,移動網際網路時代這三個行業邊界開始模糊,從而誕生一個名為“知識服務”的新行業;正如滴滴提供隨叫隨到的專車服務,“知識服務”提供滿足使用者終身,跨界,碎片學習需求的產品和服務;能把握這輪機會的,不見得是傳統意義上的大V,而是有能力把知識轉化成好產品的“知識產品家”;而使用者端,消費升級的動力不是把更貴的東西賣給更有錢的人,而是在完成從“迎合使用者人性”到“幫助使用者實現自我提升”的切換,好的知識服務產品是幫助使用者完成“人格躍遷”的工具,滿足使用者“成為更好的自己”的期待。

這種對於巨集大敘事的總結,註定令不少人心潮澎湃。在羅振宇看來:技術的飛速進步,時間極度碎片化,三億中產階級崛起,讓此時此刻的中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面臨一個“亨利·盧斯級別”的機會——後者是《時代》週刊的創辦人;而在內容領域,“得到”和其他同路人最該做的,就是像當年《時代》週刊那樣,完成對內容產業的重塑。

看起來,沒了妖氣的羅輯思維,正在迎來更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