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上線的時候璣衡自己寫了一篇跋，裡面有這樣一段話（作者後來有修訂）：
我永遠記得，2010年五月的週末，普林斯頓美術館的劉館員（Cary Liu）帶我去地下倉庫看庫藏。離故國千里之外，一箇中國人把幾十幅艾略特捐贈的書法一一掛在另一箇中國人面前：王羲之、黃庭堅、趙孟頫、文徵明……這顛覆了我對書法固有的印象：我總以為我只能在昏暗的房間裡才看得到這些千百年的古蹟，在玻璃櫃後面，監視器閃著紅光，人擠著人……而現在，這些古老的宣紙離得那麼近，近得能聽到紙的呼吸，“能摸嗎？”“不要摸有字的地方。”於是我摸了摸王羲之的宣紙……王羲之活了，似乎昨天才在這宣紙上寫完字，掛出來給朋友看。
在那個時候，或者更早一點，眼淚掉了下來，因為我突然想起來自己是誰。我想起來無數個炎炎夏日，我正在完成暑假作業：電風扇下，磨著廉價的臭墨水，用著不斷掉毛的毛筆，墊著昨天的新民晚報，在暈墨的宣紙上顫抖著手腕臨摹王羲之。
像她的所有文章一樣，這篇文章一貼出來就遇到了相當兩極化的評價。上面引的這段話遭受了尤其尖刻的批評。批評的人（正確地）指出：首先，普林斯頓美術館所藏的並非王羲之真跡；其次，王羲之的時代沒有宣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聽到紙的呼吸”“磨著廉價的臭墨水”云云，這些意象都實在太肉麻，太做作了。
我同意這些批評。但我還是覺得這文章寫得不錯，正如我覺得她大部分文章都寫得不錯一樣。
這是因為在我看來，上面這些批評雖然成立，但它們並不是厭惡璣衡的文章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結果。如果一個人已經討厭她的文章了，那所有這些缺陷和硬傷看起來都是絕好的挖苦題材——它們的確是。但是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呢？
我想起我剛上大學的時候寫的文字——不是文章，就只是文字，因為還常常在為好幾頁紙裡只有一兩段還能看而發愁。我記得我把它們寫在印著學校臺頭的紅欄稿紙上，用潦草不堪的只有自己勉強能認出來的字型寫，時常大段大段地劃掉重來。沒有電腦（年齡暴露），寫完了如果要給別人看，就還得謄寫一遍。我甚至還依稀記得當時的教室和座位，屋頂的吊扇和窗外的籃球場——要不是沒有「臭墨水」，這簡直看起來像是向璣衡致敬了——以及寫完了之後敝帚自珍的心情。重要的是，我還記得我面對筆下的文字和內心想寫出的文字之間的巨大鴻溝時心裡的緊張、興奮、惶恐和無奈。我像是沙漠上徒勞的跋涉者，隱約能看到遠方浮現出目的地，卻不知道怎麼到達那裡。我覺得我好象知道我想要寫成什麼樣，寫出來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璣衡今天的文章就是當時的我模模糊糊所想要寫出的樣子。
要說出璣衡體的缺點並不難。它太強調情感的渲染，試圖通過精心的材料取捨來為生活蒙上一層詩化的外衣，一旦控制不好就會偏於矯情。它強烈依賴於高超的謀篇佈局和多線索前後照應的能力，這既給她的文章帶來酣暢的閱讀快樂，也不可避免地讓它顯得過於精緻和戲劇性，從而削弱了真實感。它的浪漫色彩是如此濃郁，以至於當她筆底袒露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同讀者不盡然一致的時候——這樣的時候總是難免的'，或者簡直說是司空見慣的——它就會自然而然激起情感上的排斥。她的文字越有效，這排斥就越劇烈。
可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的文章這回事。璣衡也不是莫扎特或者菲茨傑拉德，她只是個學數學的小姑娘而已。
我後來並沒能把文章寫成我想要的樣子。它們總是哪裡不夠好，完全自我侷限地不好。後來偶爾寫得好些了，那些年輕時才有的真誠勇敢的衝動和勇氣又無可挽回的一去不返了。如果我能早點看到璣衡的文章，我能寫得好點麼？我不知道。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璣衡體的評論完全是主觀的。我確實希望我寫出過這樣的文章。是的，她寫下的文字間或幼稚、輕浮、做作、自戀，正如每個掌握或者想要掌握寫作奧祕的年輕人一樣。但她筆下遠不只有這些——她精細幽微地寫人生的茫然、困頓和沉實的成長。她操控著合適的歷史畫框，帶著讀者眺望那些不尋常的，偶爾被忘卻或忽視的尺度下的景色。她大大方方地寫，理直氣壯地寫，從心所欲地寫。她精心選擇她想要呈現的世界的某些側面，有些人會被她的選擇所冒犯到，但她的責任只是按照她的（偶爾有些俗氣的）意圖描摹她心目中有意思的圖畫而已。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那是某種令人屏息讚歎的美，但有人會。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有璣衡的文章存在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驕傲。儘管我知道，這個評價實在是太有爭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