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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0日19:30開通)
2017慶香港迴歸20年晚會有哪些明星藝人
播出平臺：將於翡翠臺，央1，央3，東方衛視等頻道播出。
主持人：董卿、朱軍、汪明荃、曾志偉等
出席歌手包括：張學友，陳奕迅，陳慧琳，譚詠麟，郭富城，古巨基，李克勤，容祖兒，楊千嬅，薛凱琪，方力申，蘇永康，許志安，泳兒，樑漢文，吳若希，羅嘉良，鄧紫棋，吳業坤，張靚穎，成龍，韓紅，雷佳，孫楠等。
香港迴歸20年：“超級聯絡人”的角色變遷
今年是香港迴歸二十年。
這不平凡的二十年，同時也不平靜。1997年，香港GDP一度佔到全國的近四分之一;到了2016年，只佔全國GDP的2.77%。1997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七，大約是排名第一的美國的十分之一;到了2016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二，接近排名第一的美國的三分之二。在這個巨大的變局中，如何適應變化、找準定位，成為香港需要面對的一個巨大課題，甚至是難題。
回望香港迴歸的二十年，既有驕傲與成就，也有反思與憂慮。如今往前看，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香港和內地之間更深度的大融合。站到高處，放寬心態，突破政治壁壘和信任障礙，實現兩岸三地乃至四地間的優勢互補，讓彼此間產生積極的化學反應，這是符合每一箇中國人的利益乃至造福全球的正確選項。
香港迴歸20年：“超級聯絡人”的角色變遷
香港永和實業公司董事長林健鋒記得很清楚，1997年6月30日那天，香港大雨。
再過十幾個小時，港英政府即將退出這片掌管了156年的土地，歷史將被改寫。
太平紳士林健鋒連續趕場了幾個活動之後，衣服全被雨水打溼。時間很緊，他完全沒有時間回家換一身乾衣，就直接去了政權交接儀式的現場。
“渾身溼漉漉的，很難受。”回憶當時的情形，林健鋒皺了皺眉頭。不過，這個尷尬的小花絮，沒有減少他親眼見證那個巨集大歷史時刻的驕傲。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的那一刻，很激動，“這麼多年都一直忘不了”。
20年後，作為商界代表，林健鋒已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採訪的這天上午，他剛和香港特首樑振英就粵港澳大灣區交換了意見。
“我跟他說，我們在珠三角發展有三十多年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簽訂也有十多年了，但中央給香港的很多政策，到現在還用不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林健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香港融入內地發展，“大門開了、小門沒開”的問題還很普遍。
交則泰，不交則否
在香港商界，林健鋒是知名的玩具企業先驅，代表了上一代香港實業家的典型成功路徑。他上世紀70年代留學美國，但最終選擇回到香港繼承家業。
1979年，嗅覺敏銳的林健鋒已經嗅到了對岸變革的氣息，在大多數人還在觀望猶疑的時候，果斷來到廣東東莞投資辦廠，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港商。
香港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憑藉其輕工業的蓬勃發展而起飛。到了80年代，香港的本土加工製造業因成本上升而開始外遷，由於地緣和文化原因，珠三角最早成為香港工廠的落腳地。
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出於種種原因，在廣東出現過幾次逃港大潮。2014年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就揭開了這段塵封多年的“大逃港”的冰山一角。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選在了廣東。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彙報情況時，“逃港”是重要內容之一。在聽完彙報後鄧小平表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逃港”的屢禁不絕，開始讓最高決策者下定決心，對逃港者光靠“堵截”沒有用，要用“導”的辦法，發展經濟，搞改革開放。1980年，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移民到香港的廣東人，在香港站住腳，第一個念頭就是“衣錦還鄉”，回老家辦廠。
正是憑藉著這些香港親戚的穿針引線，把大量“三來一補”型企業引進深圳、東莞的土地上，形成了後來珠三角著名的“前店後廠”，即“香港接單，廣東製造”的產業模式。
這是一段兩地合作的蜜月期，很多港資的玩具、鞋、紡織品等“兩頭在外”的企業，都將製造工廠設在了深圳和東莞。不少港商回憶，那時候，從香港到東莞要5個鐘頭，路非常不好走，但來投資的港商依然源源不斷，因為市場訂單多，利潤空間大，不少行業毛利潤有35%，競爭對手也不多。
這一時期到底有多少港商到內地建廠，已經很難詳細考證。可以作為參照的是，直到2002年，“前店後廠”模式已經開始式微之後，香港工業總會與香港工業大學的聯合調查發現，香港本土10萬家貿易公司，仍然有6萬家在珠三角投資設廠，僱用工人達1000萬人以上。
“上世紀80年代深港合作是很有效率的，原因是利用兩地經濟發展的落差，很好地找到了雙方的合作模式，優勢組合，特別適合製造業。”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長期專注於區域經濟和深港合作問題研究，他將深港之間的合作模式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特區成立持續到香港迴歸之前，最大特徵是政府沒有太多推動，以民間方式和企業方式進行，合作重點集中在“三來一補”製造業，香港製造業向內地轉移，深圳就地建立加工貿易生產體系。“這個階段是深圳學習香港，通過自己的改革開放追趕香港，程序特別明顯。”
香港自身也在上世紀經歷了幾次快速轉型。一般認為，自1841年開埠至今，香港共經歷了三次大的產業轉型。第一次轉型從19世紀50年代初開始，使香港從一個漁村逐漸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城市。第二次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轉變成以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80年代初最高峰時，香港製造業曾佔香港GDP的23%，僱用工人曾佔香港勞動人口的41%。第三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香港製造商紛紛北上，將工廠分批調遷至內地，與此同時，香港開始朝國際金融中心大步邁進。
這一時期，背靠中國這個高速發展的巨大經濟體，作為唯一的“管道”城市，香港金融業開始大規模崛起。資本市場空前繁榮，人口急劇膨脹，商業發達。1994年，香港人均GDP22497美元，位居亞洲之首，是全世界吞吐量最大的貨櫃港口，也是全世界第三繁忙的空運港。香港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和世界四大黃金貿易中心之一，經濟自由度和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一。
“97迴歸前後，粵港兩地合作出現了一系列變化。”譚剛分析，原先80年代成功的合作模式，需要往前推進，突出表現在民間合作已經走到了盡頭，需要政府出面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兩地人員和貨物往來頻繁，要求更高效的邊檢、海關查驗和通關模式。更急迫的是，伴隨著製造業來到深圳，香港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物流，需要就近落地為香港企業提供服務。但在這個階段，很多服務業領域沒有中央的授權開放，一直關閉。“兩地合作進入相對停滯階段，沒有新的東西，一直在吃老本。”譚剛說。
在譚剛看來，兩地合作原地踏步，跟深圳自身面臨轉型困境也有關係。
2002年11月，一篇長達1.8萬字的文章《深圳，你被誰拋棄》在網上引發舉國熱議。
28歲的作者咼中校在文章中深入剖析了當時深圳面臨的種種問題，尤其是“特區困境”：“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經濟特區正在越來越失去其特殊性。儘管每一個經濟特區都不願意放棄其特殊性，但它們仍然不能不接受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實：經濟特區在中國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在對外與對內開放的雙重壓力之下，經濟特區的存在已經喪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礎，視窗作用顯著下降的深圳難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顧，來擔負改革試驗田的重任。”
而且對比上海的高速發展，深圳也“滿腹牢騷”，自上世紀90年代中央決定開發浦東以來，深圳“似乎覺得上海在發展上總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顧和扶持，而作為特區的深圳卻被忽視甚至被限制”。
“深圳那個時候比較迷茫。”譚剛坦言，深圳一直希望能爭取到“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牌子，但始終沒有拿到。
另一方面，香港對這個一直跟在身後的“小弟”也充滿戒備之心。咼中校在文章中說，“長期以來香港一直對深圳警惕心有餘，而合作力不足。例如當年香港要搞創業板，深圳方面提出可以把香港的創業板設在深圳，以節約資源，合作發展，但是香港方面不置可否。其他如24小時通關問題、西部大通道等問題也是如此。”
深圳正在經歷迷茫期，而香港同樣經歷著迴歸之後最艱難的五年。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一年時間內，股市下跌1萬多點，市值蒸發2萬多億港幣，很多普通市民也損失慘重。而在迴歸前持續數年的移民潮，也打擊了香港的信心。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迴歸前，香港有70萬人移民，幾乎所有移民都是中產階級，帶走了5000多億資金。整個城市的投資、消費和信心開始出現搖擺。1997年，香港房價高達每平方米9萬港幣，到2002年，房價腰斬一半還多，每平方米只有3萬港幣。
“因為香港的競爭力也在下降，經濟持續不振，如果不與深圳擴大合作則其優勢將喪失殆盡。”咼中校在2002年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香港正在經歷危機。而2003年的SARS帶給香港第三次重大沖擊，GDP下跌了1.4%，使本已艱難的經濟雪上加霜。
跌入谷底的香港，只能重新把救市的目光投向內地這個龐大的市場。正如咼中校所言，“香港與深圳，交則泰，不交則否。”
CEPA簽署是香港經濟上的迴歸
2003年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CEPA)，是香港融入內地的一個轉折點。
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樑錦鬆，是代表香港簽字的人。他被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任命為財政司司長，從2001年5月至2003年7月，滿打滿算只有兩年多時間。不過，在這兩年中，樑錦鬆成為CEPA的重要推手。
CEPA文字共二十三條，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便利化三方面，即：從2004年1月1日起， 273個內地稅目涵蓋的香港產品(涉及食品、藥品、紡織品、電子產品等)，符合原產地規則進入內地時，可享受零關稅優惠;對香港擴大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涉及的行業包括諸如管理諮詢服務、會展服務、廣告服務、會計服務、建築及房地產、醫療及牙醫、分銷服務、物流等部門;關於投資便利，規定內地將在通關及電子商務等七個領域簡化手續，以便香港資金更加自由地進入內地。
“CEPA是香港重新踏上經濟復甦之路的重要一環。”2017年6月，早已經告別政壇多年的樑錦鬆在香港南豐集團的辦公室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回憶，CEPA不但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的地位，也使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認識到，香港享有獨特的優勢，將成為開拓內地龐大市場，尤其是發掘內地巨大市場潛力的最好臺階。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CEPA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制度安排。最大的特別之處在於，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與中央政府簽署的，既符合WTO規則，又符合“一國兩制”的方針，可逐步減少和消除兩地經貿交流中的制度性障礙。
“1997年是香港政治上的迴歸，CEPA協議簽署是香港經濟上的迴歸。”如今身為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的樑錦鬆對《中國新聞週刊》如此總結CEPA的價值。
CEPA從2004年開始實施，此後幾乎每年都簽訂一個補充協議。直到2013年，簽訂了10份補充協議，由最初涵蓋273個香港原產地貨品及18個服務業領域，擴充套件到1770多種香港原產地貨品和48個服務業領域。
CEPA給困頓中的香港經濟帶來了活水，在2004年至2011年的8年間，香港地區GDP年均增長5%，是同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近兩倍。
尤其是2003年內地自由行的放開，自由行城市從最初的廣東省內城市，開放到全國49個城市，極大地刺激了香港的零售服務業。從2003年至2013年，香港的零售額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長，十年間翻了一番。
在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看來，放開自由行對香港意義重大，“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受到非常大的衝擊。但到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香港受到衝擊就小了很多，香港經濟只是走低了兩個季度，又開始恢復正常，失業率幾乎沒有顯著變化。”
“到2015年，內地服務貿易對香港幾乎全部開放，大門幾乎全打開了。問題是，很多具體東西沒有落地細則，小門還沒開。”譚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突出問題是，香港的高階服務業，怎麼認證，怎麼在內地落地和兌現，還沒有清楚的細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舉了一個親歷過的例子，“香港理工大學說要來深圳產業化，沒問題，CEPA已經放開了。但過來之後註冊碰到問題，註冊國有企業?好像並不是。註冊事業單位?好像也不是。到工商局註冊公司?但他們覺得自己也不是個營利機構。在香港，無論營利還是非營利機構，都是經過同一個註冊流程，再來界定營利還是非營利。但到了深圳這邊，就註冊不了。”
在郭萬達看來，CEPA是根據WTO框架來定的，而所謂“大門開了，小門沒開”，根源在於兩地體制不對接和法律不對接。“這是制度壁壘的問題，和內地改革一樣，存在法規滯後，改革不到位。”
“很多行業准入是不同部門在管，每個部門又有很多各自的條例和規則，但從香港角度看，儘管行業准入放開了，但實際上還是進不去這個市場。”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對《中國新聞週刊》 坦言，過去幾年也做了不少努力，但問題還是普遍存在，“我個人建議，能不能中央給廣東省授權，把香港的專業服務准入的審批權交給廣東省，把事權從部委下放。”
需要重新打基礎
度過迷茫期的深圳和香港，開始不約而同地希望加強雙城融合。譚剛回憶，在2006年前後，深圳和香港的不同機構都各自獨立地提到了要建設“港深大都會”。
“當時的香港特首曾蔭權提出，香港要和深圳建立更緊密合作夥伴關係，共建世界大都會，感覺特別重視深圳。而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到任後，特別重視和香港的關係，推動粵港合作。”在譚剛看來，這是粵港合作的第三個階段，在前一階段的低迷之後，開始找到了一點興奮點，也簽訂了很多協議成果。
這個階段，兩地官方層面的合作也開始進入制度化階段，搭建了很多平臺。
“從廣東省來說，最初和香港沒有直接溝通的渠道，後來經過向中央爭取，建立了粵港聯席會議的機制，有了這個制度安排，讓廣東和香港可以直接談。”方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作為兩地合作的重要平臺，早在1998年，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稱“聯席會議”)已經成立，由廣東省及香港特區政府高層組成，旨在全面加強粵港兩地多方面的合作，改善兩地經濟、貿易、基建等方面事務的協調關係。南沙發展計劃、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港珠澳大橋建設等經貿、金融及基建方面的合作規劃，都是聯席會議的重要成果。
現在，包括聯席會議在內，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的合作平臺已經多達六個，包括深港合作會議、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發展論壇、滬港經貿合作會議、京港經貿合作會議以及港澳合作高層會議。
2014年，香港爆發“佔中”事件，成為粵港之間合作程序的又一個拐點。“佔中之後，香港生態出現很多問題，兩地合作，原本很多可以談的專案，基本都停滯了，完全不說這個事。”譚剛將目前這種狀態定義為“兩地重新迷茫，需要重新打基礎”。
在他看來，在香港迴歸20週年的時間節點上，一些問題值得提出來反思。比如，在區域合作上，如何能尋找到共同利益。“有時候談合作，如果合作對香港作用明顯，他們會很積極。但如果作用不太明顯，他們則積極性不高。而且，香港的觀念是，單純和深圳合作不夠，需要和廣東甚至國家層面合作。”
“要考慮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問題，如果只想到自己，會使合作出現很多問題，或者對對方產生傷害。”譚剛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從設想提出到開工建設，歷經頗多曲折。早在1983年，香港商人胡應湘率先提出了興建連線香港與珠海跨境跨海大橋的大膽方案。對於這一大膽設想，當年港英政府回覆“無需求”。2002年初，胡應湘再一次向香港政府提議修建跨海大橋，終於得到了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支援。
樑錦鬆作為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也曾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援興建港珠澳大橋。時過境遷，他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感嘆，“2002年的時候就希望建一個橋，特首董建華也非常支援，但是大概他也沒想到，這個橋修了16年還沒修好。”
這個東連香港，西接澳門、珠海，全長超過50公里的“超級工程”，進展緩慢。2003年7月底，國家發改委論證報告完成，確定興建港珠澳大橋。2008年12月，工程可行性報告通過專家初審並上報國家發改委。2009年10月28日，國務院批准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同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開建。而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則直到2011年12月14日才正式動工。
在完成論證報告後，這座大橋的籌建陷入了漫長的討論中，其中一個討論的重點是：雙Y還是單Y。
雙Y就是一頭連線香港深圳，另一頭連線澳門珠海。單Y，也就是現在的方案，橋的東邊只是連線香港。
廣東省方面認為這座橋應該建成雙Y型，也就是說橋的兩頭應該分別連線香港、深圳和珠海、澳門四地，以便能發揮最大效能。而香港方面則力主採用單Y方案。
雙Y改單Y的方案，最受益的自然是香港，這意味著珠江西岸的資源，可以不經深圳就可以抵達香港。而西岸的一些資源，去深圳也需要途經香港。
深圳於是只好另做打算。2004年，單Y方案正式確定，同一年，深中通道被第一次提出。
“深圳沒辦法，只能積極推動深中通道，其實是被迫採取了這個方案。”譚剛坦言。
從珠江西岸的珠海去深圳，直線距離只有約40公里，但實際上卻要北上廣州經過虎門大橋再南下深圳，距離就變成了200多公里。2016年，深中通道開始建設，雖然深中通道的預算高達400億人民幣，但是相比經過虎門大橋，仍然大大縮短了珠江西岸和東岸的距離，並且配合深圳沿江高速，可以大大緩解珠江西岸到東岸的交通壓力。
“香港主要還是擔心物流市場被分流，或者深圳對香港構成了競爭。”譚剛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這在以前有過先例，比如深圳的鹽田港，確實分流了香港的碼頭貨櫃量，導致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很快被新加坡超越，以後又被上海、深圳和舟山超越，從吞吐量看只能排名世界第五。
而譚剛自身經歷過的一個事例也能說明問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曾經有一個專案，叫深港論壇，由三家機構來做，包括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香港方面是中央政策組。”譚剛回憶，有一年的議題是討論深圳和香港的金融合作，“我們把方案設想得很好，但是跟香港方面討論，他們說，這個議題我們不討論。他們建議，討論教育培訓方面的議題。他們的擔心在於，金融合作會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響。”
金融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和核心利益所在，這個領域的合作並不容易實現，深圳前海就是一個例子。
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經濟特區30歲生日當天，作為一份“生日大禮”，國務院批覆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在最初的設想中，打造15平方公里的前海，在深圳這個特區中再造一個特區，不僅讓前海成為目前內地開放程度最高、創新空間最廣、優惠幅度最大的區域之一，同時還擔當深圳香港兩座城市合作交流的試驗田。
“剛開始有很多大膽的設想，例如參照蘇州和新加坡工業園區的合作模式，由兩地政府間直接合作，或者乾脆把土地交給香港來運作，移植香港的一整套法律和經濟制度。”郭萬達早在2010年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提到，由於兩地在法制和體制上的明顯差異，這類大膽提議在早期就排除了。
“香港政府不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有淡馬錫，但香港政府不能直接投資，做不了這個事情。”郭萬達坦言，這是一個巨大的體制差異帶來的問題。
郭萬達認為，這其中有制度原因，也有利益原因，“前海剛開始注重搞金融，香港有點緊張，擔心跟中環構成競爭。”
樑錦鬆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也坦言：“香港對於前海的參與度真的不是很高，因為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個房地產專案。”
“當時深圳政府也找過香港幾個大財團，但他們也看不透這塊地。”方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比較早地參與了前海開發，“深圳很願意讓利給香港，但是當時不少財團看不透這塊地的前景。按內地標準，15平方公里不算大。但如果從香港經驗看，15平方公里全部做中央商務區就太大了。中環才幾平方公里，還是花了幾十年才建成的。”
擔心加上看不透，導致港資企業入駐的熱情在頭幾年並不太高。按照前海規劃，2014年底將引入1000家港企，但實際在2014年進駐港企不到600家。不過，這幾年開始逐漸提速，2016年，這一數字上升至近4300家。
儘管如此，前海仍然面臨“七年之癢”，當初設想中的兩地產業互補、經濟一體和社會共融的局面，在短期內也很難出現。而且最初設計的兩地共同開發的模式，也最終只能由深圳主導。
“兩地合作，要不就是飛地模式，要不就是合作模式。”郭萬達表示，合作模式有深合作和淺合作，而前海和香港的合作，目前看還是淺合作。
在譚剛看來，進入以高階服務業為主的合作階段，出現了種種新問題，原有的“前店後廠”模式明顯走不通了。“香港服務業只能服務香港人口，來內地以後，很難實現這種轉移，因為服務業有特定服務物件，產業特徵變化導致合作模式也應當進行創新。”
議而不決背後的體制差異
今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參加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會議審議時，特別把深圳和香港進行了對比。他指出，三十年前深圳是個小漁村，那個時候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三十多年來深圳按照中央要求抓改革開放，抓創新，迅猛發展，再過兩三年經濟總量就要趕上、超過香港。
張德江意味深長地問道：香港作何感想?
“香港迴歸之後，有一些人真的是迴歸了，但有一些人心沒有迴歸，對內地有一些害怕。每次有一些由中央發起的好政策，他們都是質疑，對香港有什麼用?”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融入內地38年，林健鋒完整見證了整個內地改革開放的脈絡。直到現在，他仍然每個月都要奔波於粵港兩地之間，對兩地問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察視角。
身為香港立法會議員，他對香港立法會在近幾年發生的改變感觸很深，“立法會的轉變是最近五年來，年輕的反對派，可能受到外國的影響，他們在立法會所講的，都是美國好、英國好，每件事情都用外國的例子來跟我們講，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香港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熱衷於“拉布”(拖延議事)，近年飽受外界詬病。去年，香港高鐵專案被“拉布”折磨得差點爛尾，到生死關頭才獲得撥款，逃過一劫。
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比如，香港立法會工務小組2月18日加開會議，第四次審議涉及124億元港幣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由於反對派議員不斷“拉布”，這筆牽涉9000多項政府工程的撥款遲遲無法到位。
不僅香港大量內政專案被“拉布”耽誤，尤其是涉及粵港合作的專案撥款，很難通過立法會這一關，成為粵港合作的主要障礙。
因為“兩制”的差別，很多合作議題總是議而不決，最典型的是落馬洲“河套地區”開發。
河套地區是自1997年深圳河治理完成後，由新、舊河道在皇崗-落馬洲口岸東側圍合形成的一塊土地，面積約1平方公里。
圍繞這塊溼地，深港雙方討論了近20年，兩地商界、政界和學界曾催生過無數個設想，卻始終無法往前推進，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地權爭議。
“香港和深圳一直以深圳河中心線為界，這塊地本來在中心線以北，屬於深圳，但是90年代深圳河治汙的時候，把河道拉直，拉直的結果就是這塊地落到中心線以南了，管轄權就落到香港範圍裡。”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主任方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國務院在1997年7月1日頒發第221號令，就河套區的權屬問題作出澄清，規定業權仍歸深圳所有，而香港擁有該區域的管理權。
“為什麼香港堅持要土地產權?因為在香港體制下，需要由香港政府來批出這塊土地來開發，如果香港不掌握這塊土地，沒有權力批出這塊土地，這裡面就存在法律瑕疵的問題。”方舟表示，在香港環境下，存在反對派，會做司法複核，如果在產權上不清楚，會認為香港政府程式上有錯誤。所以香港政府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問題，一直堅持要把產權弄清楚了再開發。
方舟透露，此前雙方一直困於這個問題無法談攏，直到2015年，現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尚在深圳市委書記任上時，才開始真正破題。“當時馬興瑞來香港訪問，和樑振英特首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他也很重視，認為應該把這塊地利用起來。在回去瞭解了前因後果之後，作了一個比較有魄力的決定，反正都是國家的地，就不要在產權問題上爭拗了。”
譚剛坦言，“深圳藉助香港這棵大樹，對深圳有好處，但有些時候，深圳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
2017年1月3日，蹉跎了20年的河套地區開發終於“塵埃落定”。香港和深圳簽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決定在河套地區共同開發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園區土地面積是整個香港科學園的四倍，是香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臺。目標是吸引高階研發機構、高等教育、創新科研機構等進駐，聯絡國內外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基地。
即便如此，“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開發進度也可能不會太快。郭萬達透露，香港有關方面表示，科技園可能要到2021年才能批出第一塊地，這背後既有政治問題，也有生態評估和公眾諮詢的技術問題，同時還有立法會的撥款審批問題。他坦言，這裡面涉及體制和文化的差異，“我們這裡特別快，香港的問題在於程式週期太長，但一旦開始上馬，所有程式都規規矩矩。”
新特首的挑戰
很多人擔心，隨著內地開放格局不斷拓寬，香港的優勢不再，“超級聯絡人”的角色也被打上了問號。
在郭萬達看來，這是另一種狹隘。“我們總覺得自己有錢了，但其實和香港比還有很大差距，香港的很多優勢是內地城市替代不了的，這一點很多人沒有認識到。”他坦言，香港的優勢非常明顯，天然就是國際自由港，低關稅，資本不受限，人才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在法律、仲裁、融資、融券、人民幣離岸中心、行業標準等方面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比較優勢，“舉個例子，下一場暴雨，深圳被淹，香港就沒事。”
在他看來，只要“一國兩制”存在，香港的優勢就存在，所以需要從國家層面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優勢，“香港的角色是一箇中介，或者叫聯絡人，至於是否超級，可能需要看作用能發揮到什麼程度，但聯絡人的角色是毫無疑問的。”
從另一個方面，郭萬達認為，香港不能對內地的變化和發展無動於衷，“以前講國際化是美國化，今天講國際化是中國化。如今的世界，如果不跟中國做生意，不跟中國打交道，怎麼能夠談國際化呢?”他坦言，對於迅速崛起的內地，對於快速變化的深圳，香港不能再無視這個市場，不能無視這種變化，更不能無視這些機會。
香港一些學者對於香港在過去20年中，忽視了與內地的融合也有很多反思。香港著名社會學者呂大樂兩年前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深刻分析了香港在這方面的不足：“對於內地所可能出現的變化，香港沒有正確評估，基本上完全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內地和香港融合這個大題目……以前的想法簡單而且直接，認為只要香港能夠保持它的國際聯絡，繼續面向全球經濟，將來便無往不利，可以憑著作為全中國最為全球化的城市的地位，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1997年前後，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香港與全球的聯絡上，因此大家的討論，僅限於外國企業會否繼續利用香港作為它們在亞太地區的運營總部、香港的國際化程度有無下降之類的題目……香港無論在迴歸之前或以後，都未有評估及預測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的長遠發展和它對香港的具體影響。”
儘管每個星期都要往內地跑，但林健鋒也坦言，內地發展之快超出想象，“改革開放之後的15年，內地確實發展較慢。但最近這15年真是很快，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到內地，也想象不到這些變化。”他說，以前讓香港年輕人去內地工作，付出的工資必須是香港的三倍才有人肯去，還要再付額外津貼，“但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
而如何應對這種快速變化的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可能是未來香港面臨的最大挑戰。
林健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就在接受採訪的幾天前，他剛剛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有過交談，“未來五年，她會在經濟發展方面多做一點，這點我非常同意。香港最大的資源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最重要的是給他們創造機會。”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將成為新一任香港特首。對於這位新特首，林健鋒表示，已經相識多年，“她的做事風格也是很強，但和樑振英的風格不太一樣。”對於新特首，他的建議是，“做特首，聽得太多，沒有主見，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不聽也不好。最重要的是平衡，平衡香港社會發展是最重要的。”
在方舟看來，林鄭月娥是公務員體系出身的，以行政幹練出名，在執行能力上比較強。他相信下一屆特區政府，政策推動會比以往更快一些。
但施政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以及深層次的經濟社會矛盾，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在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短期內不能解決的情況下，怎麼把政策往前推進?這是新特首面臨的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