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這是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確定的。這個定義實質上從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提出了普通話的標準。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指的是以北京話的語音系統為標準，但並不是把北京話一切讀法全部照搬，普通話並不等於北京話，更不是最早的北京地方話。
就詞彙標準來看，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指的是以廣大北方話地區普遍通行的說法為準，同時也要從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詞語。
普通話的語法標準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標準包括四個方面意思：“典範”就是排除不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規範;“白話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現代白話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話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話的書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語基礎上，但又不等於一般的口語，而是經過加工、提煉的語言。
關於普通話的來歷
“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
關於普通話的由來是從新中國成立後才確定的。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明：漢民族共同語早已存在，現在定名為普通話，需進一步規範，確定標準。“這種事實上已經逐漸形成的漢民族共同語是什麼呢?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為簡便起見，這種民族共同語也可以就叫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釋出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
關於普通話的由來還有歷史可考察。
境內外各種關於漢語發展史的研究論著一致指出，漢語語音在宋元易代前後發生過一次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變化。北方原金朝統治區內的主流語言較之北宋時的官方語言產生了如下差異：全濁音聲母依據聲調(原聲調)轉化為阿爾泰語系中相對應的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與入聲有緊密關聯的複雜的子音韻尾歸併轉化，成為簡單的母音韻尾和鼻音韻尾，入聲在北方從此消亡;清代女真族第二輪湧入中原，進一步胡化華北官話的語音，大量清洗官話中的古漢語詞彙，致使言文脫離現象日趨嚴重，最終奠定今天北方漢語以及日後的普通話的基礎。
與它們交叉折衷，形成西南官話和江淮(下江)官話這兩種分支，並憑藉政治優勢，深刻地影響了吳、湘、粵、贛、客、閩等南方漢語的語音、語彙和語法，在數百年間推動著江淮官話——吳語、西南官話——湘語之間的地理界線向對方地域分別移動了數百公里和一千多公里，從而形成了今天中國漢語語種地理的基本格局。
明代先後以朱元璋故里的`江淮官話和北平地區的華北官話作為官方語言;大量平舌擦音和舌頭音變為阿爾泰語系語言中特有的翹舌擦音;部分原來的入聲非重讀變調音轉變為新的讀法——輕聲;兒化音發展成熟。這種新興的語音結合從契丹、女真、蒙古語借用來的大量動詞、形容詞、代詞和介詞以及簡化了的漢語語法，成為了一個新的語種——官話。
隨著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官話方言漫過原先的宋金邊界向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擴充套件傳播，進入湘語、吳語這兩種南方漢語的使用地區，入聲好像音樂裡的鼓點，能增強語言的節奏感。
關於普通話的由來歷史實質上也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因素推動的。
普通話的由來歷史
根據研究和史料來看普通話的由來最早要追溯到漢民族共同語的產生，但這只是普通話形成的一個基礎，新中國成立後的漢民族共同語才叫普通話。
普通話的由來的源頭：漢民族共同語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時期就產生了。當時的民族共同語叫“雅言”，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語言就是雅言。漢代的民族共同語叫“通語”。唐宋時期，人們寫文章、作詩詞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國家頒佈的讀音)。明清時期的漢民族共同語叫“官話”。民國時期漢民族共同語叫“國語”。新中國成立後的漢民族共同語叫“普通話”。
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它作為我們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一方面，作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話，數百年來作為官府的通用語言傳播到了全國各地，而發展成為“官話";另一方面，“白話文運動”以後，作家們自覺地用普通話寫作，湧現出一大批作為普通話書面語規範的典範作品。“國語運動”又在口語方面增強了北京話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語音成為全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北方方言區自身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和人口優勢等客觀條件奠定了普通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
普通話的由來實質上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所以北京人說的話在大多數人看來跟普通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