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爆發的“洛杉磯中國留學生綁架案”，已然成為醜聞。依美國法律，翟某等成年綁架、虐待主犯，面臨最高終身監禁的刑罰。而6名被告留學生當中的一名學生家長，更因事後涉嫌賄賂證人被捕。
在網上，除了譴責暴行，很多國人認為，如果不是在美國，這些暴行恐怕不會受到這麼嚴厲的懲罰，“你狠，有美國治你!”施虐者的辯護律師也認為，這些女高中生之所以犯下重罪，是因為對美國特別是加州刑法“太不瞭解”，言外自有“如非在美，本不至此”之意。律師還轉述被告人翟某的話說，在她看來，這不過是在校園司空見慣的學生惡作劇或打群架之類的小事，被發現後最多是被訓斥一頓或者是記過，連開除學籍都輪不到。
剛成年的留學生犯下大錯，自有家教缺失、年幼無知因素，但不同法律體系司法實務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尤其是那位賄賂證人的家長所為，更體現了這一點，因為“靠錢搞定”，確實多少符合國人的日常經驗。
與《美國量刑指南》相比，中國刑法中對人身傷害罪的量刑偏輕，給法官的裁量權也偏大。真正可能造成國人對法律敬畏不足，並間接導致部分國人出國後“法制水土不服”的，應是近兩年中國司法界廣為關注的“過度調解”現象。
調解，常被稱作“私了”，被稱為中國傳統法文化的重要資源。調解在中國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幾經沉浮。在21世紀初，特別2006年後，調解復興，民事訴訟的調解率在許多地方已經超過70%，不少地方甚至超過90%。
在此過程中，司法實務界也出現了過度強調“調解優先”現象，推行無條件“調解優先”的傾向。調解被無原則無限擴大，調解能力被等同為司法能力，甚至強迫調解，久調不決，對當事人訴訟權利進行限制。
《人民法院報》曾刊文稱，過度調解“背離了制度初衷，加劇了執行難，損害了司法權威”。過度調解的副產品尚有“過度維權”，因為“調解”既不以法條為首要出發點，就要考慮“社會影響”，那麼誰能“鬧”，誰能糾集更多人鬧(法不責眾)，就可能獲得更多利益。
而與此次美國虐待案程度近似的行為，在中國並不鮮見。蒐集了近三個月發生或曝光的、媒體公開報道的17起嚴重校園侮辱事件，許多案例侮辱手段之殘忍，讓人瞠目結舌。而這些嚴重侮辱事件中，一半都在教育機構內部解決掉了。即使事情鬧到了公安機關，也以束手無策居多。施暴人大部分是16歲以下的孩子，別說追究刑事責任，就算是治安處罰，也基本是沒有的。
到訴訟階段的很多案件也都以調解收尾，並作為正面典型。“調解成功”，在很多案例裡，只是體現為用賠償金錢數額替代刑罰力度，而這似乎不能都歸因為被害人或家屬“見錢眼開”。有些時候，甚至還沒到法院，在派出所調解階段就把事情“解決”了。
民事訴訟調解率達到70%甚至90%，這無疑會塑造國人對犯罪後果的普遍錯誤認知。那麼，如前所述，犯罪者不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家長試圖拿錢“擺平”，就不僅是法律意識淡漠的問題。在他們看來，甚至多少是“合情合理”——水土不服，自是難免。司法實務中的過度調解已與良好初衷南轅北轍，宜響應業內呼籲，及早矯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