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大家、小家都要有一定的家風家訓，“國有國法，校有校規，家有家風”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名人家風家訓小故事，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司馬光教子有方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歷史學家，官至宰相。司馬光雖官高權重，但嚴於教子，很注重培養子女自律自立意識。他寫了了篇傳誦至今的《訓儉示康》。他在總結了歷史上許多達官顯貴之子，因受祖上蔭庇不能自強自立而頹廢沒落的教訓，告誡其子："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以立名，侈以自敗"。
由於教子有方，司馬光之子，個個謙恭有禮，不仗父勢，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見容止，雖不識皆知司馬氏子也"。
梁啟超教出全能兒女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築學家樑思成、考古學家樑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樑思禮。另外，四兒子樑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樑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樑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範。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感情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樑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並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迴圈互動著用去”。
豐子愷，讓孩子享受應有的快樂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裡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後，子女各自獨立生活，並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後，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吉鴻昌不忘父訓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人。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之一。早年在馮玉祥部隊當兵，以英勇善戰升為營長、師長，後任國黨軍長和寧夏省政府主席。1920年，25歲的吉鴻昌，當時任營長，父親吉筠亭病重。他對前來探視的吉鴻昌說："當官要清白謙正，多為天下窮人著想，做官就不許發財。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鴻昌含淚答應。
吉鴻昌父親病逝後，他把"做官不許發財"六字寫在瓷碗上，要陶瓷廠仿照成批燒製，把瓷碗分發給所有官兵。在分發瓷碗大會上說："我吉鴻昌雖為長官，但決不欺壓民眾，掠取民財，我要牢記父親教誨，做官不為發財，為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兄弟監督。"
吉鴻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謙正，處處為民眾。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反對蔣XX的投降政策，奮起抗日。遭國黨反動派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錢基博嚴格教育子女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鍾書十六歲時，還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鍾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鍾書過不了關，於是捱了打。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後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鍾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鍾書，不過出於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