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團隊裡，我總是以悲天憫人的好人形象出現。這要感謝我的製片人和主編們，斬盡殺絕的惡事都由他們出面，我只在編導們彷徨無助時遞上一張紙巾，這讓他們感覺我親切無比。其實，我是真正的笑裡藏刀。
每次《魯豫有約》播出後，我總是第一時間致電我的主編，氣急敗壞地指出節目的問題。有一陣兒，字幕裡總能看到刺眼的錯別字，怎麼根除？想來想去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罰！錯一個字，罰1000元人民幣。
重罰措施剛一宣佈，就有人不幸撞到槍口上。一天我看到有編導把身陷囹圄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地一下躥得老高，二話不說立刻給製片人曹志雄打電話。等我放下電話火氣漸消，這才開始於心不忍，這倒黴的編導會被扣掉1000元錢啊！辛辛苦苦做了半天，節目整體水平也不差，僅僅因為粗心大意錯了兩個字就被罰得這麼慘，真是夠背的。
心軟歸心軟，罰起來還是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反正我不出面，只是在背後扎針，得罪人的事由我的製片人和主編負責。編導們大概想不到，十個錯別字裡總有七八個是我發現的。大刀闊斧地狠罰了幾次後，錯別字漸漸地消失了。
還有件事情我想來總有些後悔。《魯豫有約》的錄製時間總是在下午兩點。但最初的半年裡，幾乎從未準時開始過，我心裡一直為此火冒三丈。
一次，化妝師把我的脣彩補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在落地鏡前仔仔細細把自己打量了好幾回，整場節目的流程當然早就爛熟於心了，我就等著一聲令下衝向錄製現場。可錄製時間竟被推遲了近一個小時。我的化妝間裡安靜極了，工作人員都躲得遠遠的，誰都怕被我問到為什麼還不開始。
我怒不可遏了。“什麼原因？”我咬著牙沉著臉問猶猶豫豫不敢靠近我的製片主任。“編導剛把片子編完，正往這兒趕呢。”我那老實厚道的.製片主任頗不情願地說出了實情，我也不說話，轉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鐵門前。鐵門敞開著，我就雙手叉腰站在水泥臺上，眼睛死死盯著臺階下的小路。所有來演播室的人和車都要經過這裡。
又過了大約10分鐘，一輛紅色夏利計程車開了過來，停在我的面前。我雙手抱在胸前，臉漲得紅紅地盯著車門。計程車後門遲遲疑疑地打開了，編導抱著一摞帶子低頭下車，然後就一動不動地站在車旁，六神無主地看著我。我豁出去了，就算有娛樂記者扛著機器在我面前我一樣會大聲罵人。“為什麼遲到？”我臉色難看，聲音嚴厲。
“我在公司編輯現場要放的片子，剛編完。”編導是個漂亮的女孩子，一雙大眼睛害怕地看著我，眼圈已經紅了。
“早幹什麼去了，這是你昨天晚上就該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門不知不覺地扯得很高，臉上的表情想必凶狠極了。“你知道全場有多少觀眾在等著你嗎？你知道所有工種都在等著你嗎？”編導不說話，只是一邊嘩嘩地流眼淚一邊拼命點頭。我呢，邊說邊發抖，我最痛恨被人逼到牆角，讓一向言行得體的我失態失禮。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溫婉端莊的淑女形象就此毀於一旦，我的氣更是不打一處來。
我又大喊了5分鐘，看看身邊靜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說：“開工吧。”
晚上我收工坐車回家，內心湧起一陣深深的內疚。最後，我乾脆撥通了下午被我劈頭蓋臉一頓狠罵的編導的手機，電話一通，那頭就嗚嗚咽咽地掉開了眼淚，我誠誠懇懇地道了歉，這讓我好受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