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晉書》，就會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晉書>詔》裡講的一句名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意思是說，史書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歷來很重視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書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他的這篇詔書，就是指示皇家史館重寫一部《晉書》。
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大概寫晉朝歷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說法，在唐以前寫成的晉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實際上則有二十幾家。唐太宗認為前人寫的這些晉史有種種缺陷，都不是出於“良史之才”，因而在“深為嘆息”之餘，便指示大臣組織史家、學者重寫《晉書》。當時，擔任相當於宰相職務的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他們組織了一大批史家和學者，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所寫的《晉書》為藍本，同時參考其他諸家晉史和有關著作，“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部”，兼引十六國所撰史籍，從貞觀二十年（646年）開始撰寫，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就寫成了一部新的《晉書》。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晉書》。
這部《晉書》，包括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晉書》的內容，包含西晉、東晉以及與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的歷史。它記事的年代，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即《晉書》本紀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動，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以宋代晉。
這部新的《晉書》同以往諸家晉史著作相比，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它在內容上“甚為詳洽”，詳盡而廣博。以往諸家晉史，或僅記西晉一朝史事，或雖兼記兩晉史事，而對“十六國”史事則又不曾有比較系統的記述。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們都不是完全的晉史。《晉書》的“詳洽”，克服了以往諸家晉史的這個缺陷。還有，《晉書》中的志，往往從三國時期寫起，這就多少彌補了《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的不足。這也是它“詳洽”的一個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視《晉書》的修撰工作，他親自為《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分別寫了史論。這四篇史論都題為“制曰”。他在《宣帝紀》的後論裡，說司馬懿這個人是“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又說他是“欺偽以成功”、“好回以定業”。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評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偽行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論說歷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後來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銳地批評司馬懿“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這說明他們對司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傳》後論裡，高度讚揚王羲之的書法藝術，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己。”這在中國古代書法評論史上，也可以說是一段佳話。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作者的眾多。《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這麼多的作者合撰一書，各盡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學家，曾主編過《周書》，並負責具體指導《梁書》、《陳書》、《北齊書》、《隋書》編寫中的協調工作。這次被所有參加編撰《晉書》的人“推為首”，在確定《晉書》的體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學者，與令狐德棻共同制訂《晉書》體例。
——李延壽，唐初很有成就的史學家，參與過編撰《隋書》，後又獨自撰成《南史》、《北史》一百八十卷，是《晉書》的主要執筆人之一。
——李淳風，唐初著名天文學家，《晉書》的《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出於他的手筆。
——房玄齡，以宰相身份負責組織和監修的工作。
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家晉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特點是體例的創新。上面講到，《晉書》有“載記”三十卷。載記是記述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即“十六國”史事的形式，這是《晉書》在紀傳體史書體例上的一個創造。早先，東漢班固曾經寫過載記，但並不是用來記少數民族政權的史事，也沒有把它作為一部史書的組成部分。《晉書·載記》作為全書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於表現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
《晉書》問世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說明它在當時和後世都受到人們的重視。當然，《晉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這突出地表現在它記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說材料，而這些是不應當被當作歷史來看待的。我們在閱讀《晉書》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