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中，隨着我國文論與西方文論的關聯度愈來愈深入和複雜，西方文論在我國當代文論中的作用力到底如何，我國文論的獨創力究竟何在，無疑是需要認真追究的問題。而要追究這個問題，就不能僅僅侷限於瞭解當前正與我們頻頻打交道的那部分西方文論（例如“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而是同時需要由此出發，更全面而深入地瞭解那部分後面所攜帶或纏繞着的更爲久遠而深厚及更爲複雜而多變的西方文論傳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爲需要從當前正與我們發生關聯的當代西方文論中稍稍抽身而出，退回到一個有一定距離的平臺上旁觀，看看西方文論在其漫長的發展與演化歷程中經歷過哪些轉變或轉向。我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引入“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概念①，由此解釋與那時的流行理解頗不相同的20世紀西方美學與文論的語言論取向，並將“語言論轉向”（以語言爲中心）與更早的“認識論轉向 ”（以理性爲中心）及認識論美學與文論對應起來闡釋。但那隻屬於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一種斷代性審視，而不是由古到今的通盤性觀察。現在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在西方文論的總體發展歷程中（假定有此總體的話），到底曾經出現過哪些在文論發展史上富有重大影響的標誌性“轉向”或轉型。探討這個問題有助於從總體上把握我們與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論的內涵與特質，而這正構成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論建設問題探究的一部分，因爲對後者的探究依賴於適當捋清西方文論本身的歷史演變線索。
一 從“知識型”視角看
首先應當看到，一勞永逸地完全捋清西方文論的歷史線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這裏的捋清僅僅爲的是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論與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論本身的總體概貌，以及理解它在東漸過程中必然遇到的跨文化對話問題。一般地講，西方文論史就是指歐美髮達國家的文論史。對於當今開放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來自異邦而不斷衝擊我們心智的西方文論究竟有着怎樣的面目，我們應該如何認知和應對，確實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西方”這個話題本身就包含着一種理論歷險：果真存在着一個統一、完整或總體意義上的“西方”嗎？當我們身居國內時，我們會熱烈地縱情想象那正對我們虎視眈眈、躍躍欲試的“西方”；而當我們走出國門進入“西方”國家，我們反倒會犯難：這是一個個具體的西方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整體的“西方”在哪裏？而一些西方國家學者甚至會向我們特別申明：我們只是屬於某某國家，也不知道西方在哪裏。這裏無法辨清這個十分複雜的概念，但可以有種簡便的處理辦法：“西方”不過是我們想象的但又確實與之打交道的對話夥伴，這實際上是一個由我們自己建構起來的想象與實在融會的複合物。
從研究實際來說，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應當根據何種理論框架去從總體上把握西方文論史的歷史演進。對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勢必存在衆多不同視角，但可以簡要地說，我們不妨從西方文論與西方“知識型”的轉型的關聯角度，嘗試去搭建西方文論史的宏觀性闡述構架，由此對西方文論史的發展狀況予以概略說明。而搭建這個宏觀構架，不存在尋求唯一正確視角之類問題，僅僅爲的是旁觀方便。如果這個構架使我們在旁觀西方文論時多少有點方便，旁觀後即加以拆除也無妨。
這裏的“知識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認爲在特定知識的下面或背後，存在着一種更加寬廣、更爲基本的知識關聯繫統，這就是“知識型 ”（episteme，或譯“認識閾”）。他指出：“認識閾（即知識型——引者）是指能夠在既定的時期把產生認識論形態、產生科學、也許還有形式化系統的話語實踐聯繫起來的關係的整體；是指在每一個話語形成中，向認識論化、科學性、形式化的過渡所處位置和進行這些過渡所依據的方式；指這些能夠吻合、能夠相互從屬或者在時間中拉開距離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夠存在於屬於鄰近的但卻不同的話語實踐的認識論形態或者科學之間的雙邊關聯。”②換言之，“認識閾”是“當我們在話語的規律性的層次上分析科學時，能在某一既定時代的各種科學之間發現的關係的整體”③。由此看，“知識型”是特定時代知識系統所賴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話語關聯的總體，正是這種關聯的總體爲特定知識系統的產生提供背景、動因、框架或標準。
不妨把“知識型”概念同庫恩（Thomas ）的“範式”（paradigm）理論加以比較。“範式”在庫恩那裏被賦予兩種含義：一種是在“綜合”意義上指“一個科學集體所共有的全部規定”，另一種是在次級意義上指其中被“抽出來”的“特別重要的規定”。④從總體上說，“範式”是指“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反過來說，也正由於他們掌握了共有的範式才組成了這個科學共同體，儘管這些成員在其他方面並無任何共同之處。”⑤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的“革命”往往不是來自局部的漸進的演變過程，而是由這種“範式”的轉換引發的整體轉變。如果說，福柯的`“知識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識系統得以構成的由衆多話語實踐系統及其關係組成的那種非個人的或無意識的關聯性根源的話，那麼，庫恩的“範式”概念則相當於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識型”基礎上的特定知識系統與特定科學共同體成員的緊密聯繫。不妨說，“知識型”相當於特定時代的具有話語生產能力的基本話語關聯的總體，而“範式”則相當於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於特定話語系統產生的話語系統模型。打個比方說，“知識型”好比綿延廣闊的高原，“範式”則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峯。以具體的文論狀況爲例，“知識型” 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個長時段的種種文論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識系統總體，“範式”則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體文論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紀初以來以語言和語言學爲中心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主流稱爲“知識型”，那麼在它的總體氛圍薰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