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人士：中國職業高危人羣的第二位[2]

張黎剛隨身帶着兩種藥，一種是醒酒藥，一種是達菲，最近他打算把達菲換成心臟病急救藥。張黎剛是CEO，他除了有脂肪肝和胃腸疾病，其他身體指標都還好。三年前，他的朋友、百度CFO王湛生在海南遊泳時心臟病突發猝死，這件事令他深感痛心。“那是我這幾年唯一一次流淚。”

他在問卷上勾出“壓力較大”，並在壓力來源一題上選擇了“職業/事業發展”、“工作負荷”，以及“人際關係”。作爲一家體檢機構的管理者，張黎剛每天勸別人珍愛健康，可到自己身上，他說爲了事業，還是願意犧牲一點健康。

在企業家/高管人羣中，分性別看，12.5%的女企業家感受到“極大”壓力，高出男企業家8。8個百分點。14.6%的女企業家對自己的身心狀況“很不滿意”，也較男企業家多3.5個百分點。

十大中產職業人羣多發症，超五成人感覺“疲勞”

問卷還列舉了30多種症狀供各類職業人羣對號入座。結果顯示，在普通公務員和白領人羣中，獲選比例超過1/5的症狀就多達13種，排在前十位的是：疲勞、肩頸不適、焦慮、胃腸疾病、失眠、抑鬱、眼疾、肥胖、脫髮、性慾減退。

52。9%的人感覺疲勞，且不論在哪個職業羣體中，獲選比例都是最高。其中，在金融/證券/保險從業者和媒體工作者中，五個人當中至少有三個感覺疲勞。

分年齡看，在普通公務員和白領人羣中，有“疲勞”感的80後多於70後，70後又多於60後。80後職場人，正處在事業的上升期，多數人還未及而立之年，身體就先出現亞健康狀態。

對於自身“過勞”狀態的評估，67%的80後認爲自己接近“過勞”，20.8%的80後認爲自己處在“過勞”中。

“我絕對夠得上”過勞模“了，不是在現場，就是在趕往現場的路上，經常連續3天只睡五六個小時，隨身用品是錄音筆、電腦和咖啡。”27歲的女記者朱婷說。

除了疲勞，在80後公務員和白領人羣中，另外六種獲選比例超過1/4的症狀是：焦慮、肩頸不適、失眠、胃腸疾病、抑鬱，以及眼疾。

在何超眼中，頸椎腰椎病、各種心理問題、失眠症、各種胃病，都是較爲嚴重的“新型職業病”。何超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工作節奏快、壓力大是主要致病原因。”

和中產多發症有所不同，領導幹部的“高血壓”比例明顯偏高，達22%。

八大健康危險因素，缺乏運動排名第一

經常加班、缺乏運動、空調生活……這些都是可能對職場人士造成健康損害的因素。黃建始稱它們“健康危險因素”。

黃建始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在他的定義中，“健康危險因素就是能夠增加得病或者死亡機會的因素。”近年，他不斷向社會推廣這個概念，爲了讓公衆有健康管理意識，以減少或去除健康危險因素。

問卷列舉了十餘項“健康危險因素”，讓受訪公務員和白領人羣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獲選比例超過1/5的項目有八個：缺乏運動、睡眠不足或睡眠質量差、經常加班、空調生活、經常在外就餐、長期熬夜、不吃早餐，以及應酬過多。

分性別看，除了“經常在外就餐”一項男女比例相同，其他各個危險因素，男性選擇的比例都要多於女性。

調查還顯示，中產職業人羣並不善於管理自己的健康，只有26。2%的人“會定期做身體檢查，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關注”。

至於單位對員工的健康管理，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單位會給員工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險，比例達87.5%，但給員工做健康體檢的則不到半數，爲41.4%。

“相比較而言，外企對員工的健康管理更全面，比如每年一次體檢、秋天打疫苗、舉辦健康講座等。”體檢機構“愛康國賓”CEO張黎剛介紹說，有的外企每個員工都有一張健康記分卡，少抽一支菸、多吃一頓蔬菜，都可以換算成健康積分，累計到一定分值，還有獎勵，比如一張星巴克的咖啡券。

“健康管理，就是用科學的方法找到人身上的.健康危險因素，並將這些危險因素去掉或減少，讓人活得更好，更久，更有意義。”黃建始說，比如高血壓是中風的危險因素，我們找到它之後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下來。美國的高血壓控制率是70%，在中國，則不到10%。也就是說，在美國，100個高血壓病人中只有30個可能發展成中風，中國是美國的3倍多。

“新醫改具體方案關心的是看病問題。但病是看不完的，而且吃飽之後得的病大多數是看不好的。”黃建始說，對於國民健康來說，最重要的不僅僅是看病，更重要的是改變自然和社會環境，調動人們維護和促進自身健康的積極性，改變不健康的行爲和習慣。我們追求的應該是健康，不應該僅僅是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