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明朝中後期開始，蘇州婦女服飾從樸素保守漸趨轉為華美高貴，甚至逾禮越制。這一轉變既與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的繁榮、手工業生產技藝的精細有關，傳統禮教的漸趨敗落和婦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關鍵詞：明清;蘇州;婦女;服飾
Abstract：From themid-MingDynasty on， SuzhouWomen s pursuitofapparel and accessories began to shift from the plain andconservative to the beautiful and noble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even violated“ritual propriety and rules ofproperbehaviour”.
Themajor reasons for the shiftare the prosperity ofSuzhou smarketeconomy during theMing andQingDynasties，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women s rise in family status.
Key words：Ming and QingDynasties; Suzhou; women s apparel and accessories
明清時期蘇州是全國一大都會，經濟發達，賦稅甲於天下。與此相應，蘇州百姓生活相對富裕，以致有“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極一時之華侈”[1]之說。這股奢侈風氣的始作俑者是一些富商大賈、巨室豪族，然而論及引領“時尚”者，則非女性莫屬。在當時蘇州“多奢少儉”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婦女們在服飾方面力求華美高貴即其突出表現。
一、時尚之都蘇州的婦女衣飾
明立國之初，戰火甫熄，經濟蕭條，百姓致力於耕稼、紡織以輸徭役，消費能力有限;朝廷對各色人等服飾有明確規定，以“明尊卑，別貴賤”。
在婦女衣飾方面，上至朝廷命婦，下至庶人婦女、奴婢，各有定製，禁止僭越。士庶妻女服制，洪武三年(1370)定為“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洪武五年(1372)又令：“民間婦女禮服惟用紫絁，不用金鏽，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帶只用藍絹布”，而“凡婢使，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2]因此，明初婦女服飾樸素守制。
至嘉靖(1522—1566)後期，奢侈之風漸起。
服飾方面，一改明初情形，趨於華麗高貴，甚至逾禮越制。不僅富貴人家的女性突破品級規定，即便平民婦女乃至被人視為身份卑賤的倡優、婢女及隸卒之婦，也隨心所欲，任意妝扮。生活於嘉(慶)萬(歷)年間(1522—1619)的杭城人張瀚在《鬆窗夢語》中記載：是時，“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禮無涯，逾國家之禁者也”。[3]清乾隆《吳江縣誌》也稱，明初吳江女子僅著“裙布荊釵”，“其嫁娶止以銀為飾，外衣亦止用絹”，但“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分者嘆其不能頓革”。[4]服飾追求華美高貴，為此不惜傾家以赴，尤以清代前期為甚。當時無錫人錢泳感慨系之：“餘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
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5]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蘇州人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中也說到，“三吳風尚浮華，胥隸、倡優，戴貂衣繡，炫麗矜奇”，“更有販豎妻孥，亦皆綢緞金珠，不肯布素”。[6]即便鄉間亦受此風氣影響，如康熙《常熟縣誌》稱，當地“閨媛村媼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間亦不少”[7]。可見，從明朝後期起，朝廷頒佈的有關法律、法規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婦女對時尚服飾的追求並不是富貴人家的專利，而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蘇州婦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時尚，隨心所欲地穿著扮相。
蘇州婦女在服飾妝扮上的華麗和新奇，加上蘇州地區工商業發達，使蘇州成為當時全國的時尚之都。當時人把流行的服飾與妝扮稱為“時裝”或“時妝”。明人袁巨集道《荷花蕩》雲：“舟中麗人，皆時妝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如雨”[8]，描寫蘇州葑門外旅遊勝地荷花蕩遊人畫舫雲集之景象。當時從蘇州發展出來的新式服裝有“百襉裙”：裙式用整幅緞子打折成百襉，因褶襉多而細，故名;有“月華裙”，即“一襉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9]，為一種淺色畫裙，裙幅共十幅，腰間每褶各用一色，輕描淡繪，色極淡雅，風動如月華，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稱“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錦料拼合縫製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裝織料色彩互相交錯形如水田而得名。這種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婦之服轉成大家閨秀的服裝樣式，至崇禎年間尤為盛行。髮髻有所謂“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等種種新式;婦人梳頭有“牡丹”、“缽盂”之名，鬢有“鬧花”、“如意”之號。[10]這三種髮髻都屬高髻，以假髮摻和襯墊梳理而成，其樣式豪華，高高聳立達七寸餘，猶如盛開的牡丹、荷花。腦後梳理成扁平的三層盤狀，並以簪或釵相固定，髻後作燕尾狀，缽盂頭則形如覆盂。這些髮髻都是當時最流行的樣式，後由蘇州傳播到其他地區。女性配飾凸顯蘇州手工藝的精巧，如“象生花”：“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又有“絨絹所制者，價常倍之”[9]，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見“象生花”是一種頭飾，由通草或絨絹製成，特別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價格低廉，是普通蘇州婦女最常使用的頭飾。當時人把從蘇州發展出來的流行服飾稱為“蘇意”或“蘇樣”，影響遍及全國。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慶)萬(歷)年間(1567—1619)北京城時注意到：“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吳下之風”[11]。甚至遠在西北的涇陽，時人稱：“陝地繁華，以三原、涇陽為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故奢麗相慕效”，“婦女結束若三吳”。[12]可見作為時尚之都的蘇州對其他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影響所及，全國各地婦女紛紛效仿，特別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蘇州服裝為時尚。
二、婦女服飾趨奢的原因探析
論及明中後期以來蘇州婦女的服飾趨奢之因，約有以下數端：第一，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的繁榮。經過明初數十年休養生息，江南城市再度顯現強大的生機。元末受打擊最嚴重的蘇州，不但恢復了舊日的繁華，而且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王錡《寓圃雜記》描述了這一變化，明初，蘇州“邑里瀟然，生計鮮薄”;正統、天順間(1436—1464)“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至成化年間(1465—1487)，已經是“迥若異境”了;待至其所處之弘治年間(1488—1505)，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佈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13]此後直至清代前期，蘇州經濟一直保持著不斷增長的勢頭。它既是一個八方交匯的商業城市，又是江南絲織業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賈和數量日增的中產家庭，而相對貧困之家也可靠辛勤勞動維持溫飽，甚至步入小康。這是奢侈成“風”的前提。消費能力提高後，人們勢必要突破舊有生活的模式，消費行為更加大膽超前，高消費的生活理念開始在普通民眾中流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豐盈，財富的累積者不甘再過淡泊清苦的生活，於是社會上逾越禮制的情況大量出現。憑藉金錢恣意享受的閘門既經開啟，便如激流奔湧，一發而不可遏制。”[14]193自此奢侈之風興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婦女特別是城市中的女性，易於接收最新的時尚資訊，購買最時髦的衣物飾品。不僅處於上層的富戶閨秀和腰纏萬貫的商人妻女，即使是平民婦女，甚至被人視為身份卑賤的倡優、婢女都競相追逐時尚潮流。鄉村婦女在消費方面是相對保守的群體，但地方誌的記載也表明，她們受到城市婦女奢侈風氣的影響亦群起效尤：“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15]由此可見，在明清蘇州奢侈成風的社會背景下，各階層婦女從傳統女德的崇尚樸素、節儉中走出，參與到奢侈消費之中，在衣物方面的花費已超過生理的基本需要，追求“時髦”。
第二，手工業生產技藝的日趨精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蘇州能成為當時流行服飾的時尚中心，和其手工業的發展密不可分;而當地流行時裝造成對服飾消費的大量需求，同時也帶動了生產製造業，特別是成衣業與紡織業。”[16]140明清時期的蘇州是國內絲織、棉紡織手工業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譽。不僅從業人數眾多，而且產量大、質量精，蘇州手工藝品成為人們爭相購買的名品。在此基礎上，各地爭相仿效蘇州人的穿著打扮，以為時尚，如前引于慎行所云京城情形：“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吳下之風，以雅素相高。”[11]京城尚且如此，他方可想而知，所謂“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衣飾方面最為明顯：“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於吳者，又安能挽而儉也?”[17]第三，傳統禮教的漸趨敗落。商品經濟發展帶來開放、創新的心態，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漸被拋棄，人們開始追逐利益，重視物質享受。再加上商人經濟地位的上升，必然會通過各種途徑提高政治地位，導致傳統等級身份制度的改變。
由此人們的思想開始解放，不再拘泥於各種禮制和倫理道德，逐漸突破身份禮教的束縛，出現了士大夫所稱的“僭越”行為。過去婦女之所以不敢學上層階級的穿著，一則是害怕違法，一則是心中有愧，自覺不合身份。但晚明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就連庶民婦女的服飾與配飾都模仿后妃命婦，像“女子飾金珠”已不再限於高官命婦了。
她們不再擔心違法，更無羞愧之心。地方史志多次提到這種情況，如乾隆《元和縣誌》稱：“婦人女子，輕裝直髻，一變古風，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倡優，帝服後飾”。[18]在蘇州府吳江，“習俗奢靡，愈趨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婦服飾，加以鈒花銀帶，恬不知愧”[19]。隨著奢侈風氣的盛行，各種僭越、逾分之穿著都被視為平常，人們“以過前為麗，得之者不以為僭，而以為榮，不得者不以為安，而以為恥”[20]。可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帶來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婦女觀念發生丕變。她們不再以穿著不合身份的衣服感到有愧，而追逐模仿上層階級的穿著打扮，處處追求高貴華美。
第四，蘇州婦女家庭地位提高。隨著蘇州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傳統的“夫婦並作”方式即男女皆參與農作與紡織的生產模式發生了變化，自明代後期起“男耕女織”的分工生產模式逐漸確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化，一則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口的膨脹，使得人均耕地面積縮小，由丈夫一人耕種即可，婦女不需下田，可以有更多時間在家內從事紡織，培養熟練的技術，這更有利於其織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在商品經濟刺激下，蘇州的絲織品和棉紡織品暢銷全國，從事紡織能獲得更大的`利潤。據明末《沈氏農書》估算，一名婦女織絹的收入相當於兩名男勞動力耕種的收入。
《松江府志》記載：“百工眾技，與蘇杭等。若花米踴價，匹婦洗手而坐，則男子亦窘矣。”[21]說明婦女已成為家庭的經濟主力，婦女的經濟收入遠遠高於男子耕種的收入，成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
另有一些婦女善於治生、辛勤勞作，使得家業日成。明中葉海虞(常熟)《吳敏達妻過氏墓誌銘》在敘述吳敏達妻生平時提到，雖“內政紛然”，但她“治之井井有條。以至紡績絲紝縫衣冪酒之事，靡不致勤，雖勞勩弗辭。自是家業日裕，甲於鄉里”[22]28。可見婦女不僅在處理家庭事務方面得心應手，而且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可以發家致富。另一位海虞朱孺人在明宣德至弘治之間(1426—1505)，在丈夫去世後，“矢志彌篤，孤燈隻影，茹櫱啖水者六十餘年，扶衰拯墜，充拓家業，資雄於鄉，乃他田宅，以贈族貧”[22]33-34。遇有男子不事生產，妻子也能挑起養家的重擔，辛勤勞動，不僅是為了維持家庭，而且也為了給丈夫、子女提供一個衣食無憂的環境。
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自然會帶來家庭地位的提高，她們逐漸在家庭內有一定的話語權，能夠決定家庭開支的方向，掌握一定的經濟支配權。這就為她們購買華美衣物從事奢侈消費提供了可能。康熙《常熟縣誌》提到：“女子不諳蠶桑，嫻於絡緯紡織，守禮重志節，……而冶容炫服間亦不少。”[7]由此可見，並不是權貴之家的婦女或者品德不好的婦女才豔容炫服，勤於紡織、刺繡的守禮重志的賢婦也同樣衣著華麗奢侈，婦女追求華美衣飾在當時成為普遍現象。
結語
明清時期蘇州婦女在穿衣打扮方面普遍追求新奇、華美，時刻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現在眾人面前，引領全國時尚，其他地區婦女紛起效仿。由此，一方面促進了對蘇州服飾的大量需求，帶動了生產製造業，特別是成衣業與紡織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大量的手工業者，亦藉此營生，從而解決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有利於社會的安定發展。蘇州女性競逐華服的情況，說明蘇州社會相對其他地區更為開放，婦女有更多的自我意識和獨特個性，這是在全國其它地方不多見的;由此蔚成的社會氛圍更利於蘇州進入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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