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實在話，我本人對吉登斯作為一流的社會思想家始終抱有一定的懷疑，當然，這種懷疑不是我一個人有，據說在西方學界也很普遍，但這絲毫也不影響我對吉登斯理論話語的興趣和政治話語的關注。吉登斯的現實政治關懷似乎比他的理論規劃要遠闊得多，有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一書，這點我們現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過，我們不能因為"看透"了他的政治動向，就忽視或輕視他的理論價值，當然也不能乾脆就把他的政治姿態和理論立場完全混為一談。應該看到，不管如何，吉登斯都首先是一位研究現代性問題的社會思想家。離開他對現代性問題的理解，去看他的政論或政治態度，肯定會招致不少麻煩。
值得強調的是，我在這裡用的是"現代性問題"（Probleme der Moderne），而不是"現代性理論"（Theorie der Moderne），這是因為，在我看來，吉登斯的一個突出和成功之處，首先還不在於他對現代性理論的巨集偉建構，而在於他善於揭示和解釋現代性問題，或者說，吉登斯的理論策略就在於首先把現代性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並在處理問題過程中歸納出他對現代性自我理解的理解和批判。
無論從思想的角度或社會的角度來看，現代性作為一個範疇和運動都充滿著重重矛盾和種種問題，而且，許多矛盾和問題還是現代性自身發展中所固有的；對此，所有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大概都沒有什麼疑義；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在於：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各不相同，解決現代性矛盾的方案也南轅北轍。二十世紀下半葉比較引人注意的傾向是：隨著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走向複雜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現代性批判出現了激進化的趨勢。
看得出來，吉登斯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也是一個極其明智的學者。他既沒有完全隨波逐流，也沒有過於逆潮流而動。一方面，他順乎時勢，把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推向深入和廣遠，主要表現為著重考察"國家"在現代性程序中的轉型，或者說，關注"民族國家"的出現對於現代性的深遠意義；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現代性時，又激烈反對任何一種激進的路線，希望能開拓出一條比較溫和的批判途徑，超越所謂的"左"和"右"的'二元選擇模式，並於不偏不倚之中展現出了他的反抗態度和獨特立場。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促使現代性從傳統中脫穎而出的動因主要有這麼三個：
（1）隨著社會關係的複雜化，時空的不斷擴充套件；
（2）象徵符號（如貨幣）和專家制度的不斷遊移；
（3）定期把知識應用到社會生活當中所引起的制度反思性。
成型之後的現代性有著四種結構緯度，分別為：
（1）；
（2）主義；
（3）監控系統；
（4）暴力手段。
當然，吉登斯在分析現代性的前因後果時並沒有忽視根本的一點，即啟蒙（運動）作為一種知性因素在現代社會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啟蒙（運動），作為一種事件，對於現代性的發生具有定性和定量雙重意義。沒有啟蒙（運動），現代性恐怕不能發生；即便發生了，也不能證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能抵抗傳統的不斷侵蝕，最終將無法堅持下來。在吉登斯看來，啟蒙（運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一刀兩斷，乾淨利落。正是這場"斷裂"使得現代性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現代性"憑空"出現之後，給人的不是驚喜，而是恐懼；不是安全，而是風險；不是穩定，而是漂移；不是的滿足和肉身的愉悅，而是心理的焦慮和肉體的失重。因此，面對現代性，人們幾乎還沒有來得及歡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綜觀西方現代性理論，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認為：一部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史，就是一部現代性的沉思和批判史。而現代性也正是在反覆沉思和不斷批判當中一步一步地臻於成熟的。
對於現代性批判，吉登斯認為，傳統的手法過於簡單，已經過時，必須代之以反思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e）。因此，在吉登斯那裡，現代性實際上也就被分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簡單現代性"(einfache Moderne)，"第二種"則是"反思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e)。我在"第二種"幾個字上打了著重號，是因為這幾個字已經成為了吉登斯的一個口號，他曾經把和德國家貝克（Ulrich Beck）聯合主編的叢書稱之為"第二種現代性叢書"（die Zweite Moderne），有些時候則乾脆把"反思現代性"就叫做"第二種現代性"。有學者認為以吉登斯和貝克為代表的"反思現代性"理論展現出的是一種"反現代化的邏輯"，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
促使"簡單現代性"向"反思現代性"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後傳統社會的來臨，工業主義的終結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啟蒙辯證法的露餡以及新興政治框架的構成等等，歸納起來，吉登斯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關鍵因素：
1、全球化（Globalisierung）；全球化眼下是一個熱門話題，也是一個"巨集偉"話題。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所謂全球化，首先指的是全球交往體系的形成。在這樣一個交往體系中，時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了，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領域也大大開放了，個體的一舉一動都與全球發展處於緊密聯絡之中，用吉登斯的話說，個人哪怕就是買一件簡單的服裝，也會對全球的分工和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集體、個體與社會、本土與全球、民族國家與世界體系等之間形成一系列的張力關係，從而成為現代性批判的主導內容。
2、非傳統化（Enttraditionalisierung）；我們在前面講過，吉登斯把現代性的發生看作是一次非傳統化的事件，是傳統"斷裂"的結果；其實，第二種現代性的非傳統化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故技重演"，也就是說，不過是第一種現代性斷裂的結果。但內容已經有所區別，主要包括對自然的社會化、啟蒙的進步模式等一系列問題的重新思考。如果說全球化涉及到的是人與人、個體與社會、國家與國家等之間的張力關係的話，那麼，非傳統化則是要重新反思和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在吉登斯看來，人類介入自然體系和社會制度之後，引起了諸多的不安和風險，從而使得未來撲朔迷離；但與此同時，不安和風險也為我們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3、 社會反思性（Soziale Reflexivitaet）；這方面的核心問題是人自身在第二種現代性中的存在狀態，因而這裡的張力關係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即人與自我的緊張關係。在吉登斯看來，人類的一舉一動都包含著一種反思的潛力；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專家系統的遊移，人類的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不斷擴大，外行對內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個體對未來的恐懼感和社會的風險係數也在加強，因此，人類的反思潛力就必須不斷提高，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全球化和非傳統化作為現代事件在改變人們生活關係和工作關係的同時，也提高了人們的社會反思性。因此，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現代社會不會再矇昧下去，而會變成一個"聰明人的社會"。
至此，我們不妨把吉登斯與他的大陸同伴哈貝馬斯略作比較。如果說哈貝馬斯還有比較濃厚的黑格爾主義的形而上學色彩的話，吉登斯則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吉登斯從"全球化"走到"非傳統化"，進而開始關注人自身的社會反思潛力問題，給人的表面印象是他的理論具有內向型特徵。其實根本不然。 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批判走到社會反思性不是終點，而是開端，由此引發的問題才是本質問題，諸如議會的危機、東歐國家的垮臺以及凱恩斯主義的失敗等等。這就難怪吉登斯把他的現代性批判的終極目標看作是要實現"政治變革"。
在哈貝馬斯那裡，現代性雖說也是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但切入問題的角度不是單純的社會現實，而是嚴格的規範範疇。現代性批判的具體展開層面也不一樣，吉登斯始終不能離開社會現實的變遷來談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哈貝馬斯則基本上是 在形而上學層面上討論後傳統社會中的個體認同和社會發展潛力問題；吉登斯對任何一個現代性問題的認識和解釋幾乎都有著一個現實投照點，比如全球化問題、社會民主問題、個人主義問題等，在吉登斯那裡都很"腳踏實地"，《第三條道路》一書可以說就是他想把自己的理論"做實"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哈貝馬斯則總是想在理論與實踐之間走平衡，對"過於急於把理論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表示擔憂，即便談到現實問題，比如社會福利國家的出路問題、民主法治國家的轉型問題，甚至德國和移民關係問題等，也都是"文縐縐"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現代性問題在哈貝馬斯那裡不是一個"政治課題"，而是一個政治理論問題。
不過，話說回來，吉登斯把現實當作其"第二種"現代性的切入口，倒也符合當代整個西方社會理論的大勢。我們都知道，自從轉型以來，日常生活成為了一切理論的一個落腳點。再說，現代性作為一種理論話語也好，一種社會實踐也罷，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世俗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吉登斯把現代性批判的現實趨向凸現出來，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雖然一時還難以判斷吉登斯把現代性批判與社會批判在政治層面上掛起鉤來是否妥當，或者說，我們目前就來判斷吉登斯通過"第三條道路理論"實現"一次政治參與"是否真的具有"深遠影響"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確切地肯定，吉登斯在把現代性批判與社會批判結合起來、把理論話語與權力機制結合起來、把個人的政治關懷與現實的政治運動結合起來等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嘗試，值得我們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