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國當代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作品《時間中的孩子》被認為是其創作生涯的轉型之作。在這部作品中，麥克尤恩以孩子和時間作為兩大主題，密切關注廣闊的現代生活。而在這兩大主題中，童年和幻想貫穿了整部小說的始終，本文試對童年幻夢進行分析和探討，以發掘其代表的意義的缺失及其掩蓋下的生命本身。
關鍵詞：麥克尤恩;時間中的孩子;童年;幻想
麥克尤恩從創作之始，就明顯地表現出對“童年”與“孩子”的特別關注，首部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中，他就常選取兒童或青少年作為主角，從他們的視角來展開整個小說。《時間中的孩子》則被看做麥克尤恩的轉型之作，由此，麥克尤恩把目光轉向了更廣闊的現代社會領域中更為普遍的人性問題。在這部小說中，“童年”對於小說中的每個角色都有著特別的意義，“孩子”則是小說中所有人都在討論的話題。對於小說人物斯蒂芬和查爾斯而言，童年更多地和一種夢一般的幻想相聯絡而成為逃脫現實痛苦的途徑，而作者則在最後向我們揭示只有從生命本身出發，才能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幸福所在。
一、白日夢中的童年幻夢
小說的開頭即道出主人公斯蒂芬人生的不尋常之處――兩年前遺失三歲愛女凱特，並持續尋找無果，然而這種尋找的行為“已遠不止是一種習慣，因為習慣可能被打破。這已經成了根深蒂固的性情，是一些重大經歷在他的性格上刻下的印記。”同徒勞執著地尋找丟失的凱特一樣，超越習慣併成為根深蒂固性情的還有斯蒂芬不由自主陷入白日夢狀態的日常思維。丟失的女兒和離家的妻子令斯蒂芬生活的意義急劇失落――他同時被迫從父親和丈夫兩種角色中完全抽離。
在這部小說涉及到的時間裡，斯蒂芬幾乎是時時刻刻都無法控制地沉浸在自己的白日夢裡，似乎一停下來就會被席捲而來的無意義吞噬。弗洛伊德曾指出，幻想的動力是未得到滿足的願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個願望的履行，它與使人感到不能滿足的現實有關聯。“人們長大以後，停止了遊戲，似乎他們要放棄那種從遊戲中獲得的快樂……表面上看來拋棄了，其實是形成了一種替換物或代用品，當他停止遊戲時，他拋棄了的不是別的東西，而只是與真實事物之間的連結;他現在做的不是‘遊戲’了，而是‘幻想’，他在虛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創造出那種我們叫做‘白日夢’的東西來”。斯蒂芬確是無法滿足於現實的，失去了妻女，失去了幸福的生活，繼而連生活的意義也失去了，關於童年、孩子的意識流浮動貫穿了斯蒂芬所有的白日夢。
女兒凱特是斯蒂芬深入骨髓的痛，也是他一切痛苦的源起。斯蒂芬的思想總是不由自主地回到凱特丟失的時刻，反覆而又清晰地一遍遍重新細緻地體驗一切細節。斯蒂芬在育兒委員會的.報告中設想凱特本應擁有的童年，甚至還試圖用行動讓自己相信凱特還活著還擁有自己的童年時光――為凱特去玩具店購買大量的生日禮物、唱生日快樂歌，更可悲的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自己並沒有瘋”，他把幻想中凱特的童年投射入現實中，並用行動麻醉理智，說服自己去相信其合理性。他得到的只能是“意義的急劇失落”和“可悲的豐富”，以及更深切的痛心。
如果關於凱特童年的純粹幻想和把幻想投射到魯絲身上的行為是斯蒂芬自發的強烈的，用來替代“凱特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邊的存在”這樣一種現實，那麼斯蒂芬對於廣場上乞討的黃衣女孩的特殊的關懷則是一種潛在的微弱的替代，實際上他之所以對那個黃衣女孩那樣特別，同樣是因為他把對凱特的幻想投射到了黃衣女孩的身上――他透過黃衣女孩再次看到了凱特――雖然他只是覺得看到了凱特的影子。很久以後，當斯蒂芬再次遇見這個穿黃衣的乞丐女孩時，才意識到邋遢粗俗的乞丐女孩與凱特其實並無一絲相像，卻還是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披到這個“凱特的影子”身上。然而，此時這個乞丐女孩早已凍死在街頭了，即使是微弱如此的幻想最終也毫不留情的破滅了。
斯蒂芬關於自己的童年的白日夢以及夢境一般的經歷也是童年幻想的一種復現。首先出現的是斯蒂芬對於童年的回憶。斯蒂芬回憶了記憶裡的父母，兒時對鐵軌的好奇心和讚歎，童年記憶最深刻的寄宿生活及其伴隨而來的意味深長的“童年的終結”。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已經夠大了，懂得自己生命的這個階段，這段親密明朗的時光，結束了”，自此以後，在斯蒂芬的幻想中自己的童年不再浮現了，似乎他終於醒悟自己的童年是徹底結束了，不管現實有多麼痛苦，也不可能再追回早已失去了的安逸的童年。
二、化為現實的童年幻夢
斯蒂芬對童年的追尋和渴求是潛在於內心的，更多是體現為白日夢形式的幻想，而查爾斯對童年的熱烈渴盼則是直接而極端的，他將這種迴歸童年的慾望和幻想化為現實行動。他穿上老式的學生服裝，在口袋裡裝著彈弓，說話完全不顧成人彼此問候的客套和禮節，在一百六十行尺高的山毛櫸上建造樹屋並住在裡面。查爾斯熱衷於展示給斯蒂芬的一切跡象都指向一個結論――查爾斯真的“成了一個成功的青春前期兒童”。然而這一切未免正確得太過刻意，“這過於正確了，反而不能令人信服，不足以顯示個性，甚至有點欺詐”，斯蒂芬開始疑心自己的存在對於查爾斯夫婦來講似乎只是充當一個見證者――見證查爾斯真的回到了童年。需要旁觀和關注本身就是一種對名與利的慾望，令人信服的表象下湧動著不安的疑憂，叫囂著要撕破偽飾的表皮。
查爾斯“失而復得”的童年以其孩子氣的幼稚又任性的自殺而告終。在和妻子――一直扮演查爾斯母親角色的特爾瑪爭吵之後，查爾斯來到樹林把自己暴露在寒冷中，企圖通過傷害自己來傷害特爾瑪，最後活活凍死在冰雪之中。而這場導致查爾斯自殺的爭吵根源於查爾斯自身性格深處的矛盾，正是這個矛盾的無法調和殺死了查爾斯。“他想出名，想讓別人說他有朝一日會成為首相。然而他又想成為一個無憂無慮的小男孩，沒有任何責任，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這不是一時的古怪念頭，這是一個壓倒一切地佔據他所有私人空間的幻想”。他想要的是童年的安全感，無權，服從，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作為逃離金錢、決定、計劃和要求的手段。他對童年的痴迷已經等同於一種信仰，“童年對他來說是無限的。他說起它時就像在描述一種神祕的狀態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講童年變成一種等同於宗教救贖的力量，只有童年才能使他獲得救贖，遠離苦難。這種認知源於查爾斯缺失的童年。由於查爾斯十二歲喪母又跟隨野心勃勃的父親長大，年幼的查爾斯沒有一個同齡孩子應有的無憂無慮，而是“一個縮小了的父親的翻版”。沒有體驗過的童年成為查爾斯的一個心結，在不斷加深的對現實的厭倦中深化為一個神聖的幻想，最終壓倒了他對世俗權力名望的渴求而成為能化解一切痛苦矛盾的救贖的樂土。“幻想同時間的關係……它彷彿在三種時間――和我們的想象有關的三個時間點――之間徘徊……願望利用目前的一個場合，按照過去的格式，來設計出一幅將來的畫面”，這是一個白日夢的典型模式，查爾斯與妻子特爾瑪隱居的荒野是一個理想的場合，特爾瑪與查爾斯扮演的“母子”則是按照查爾斯補償性的童年模式進行的。雖然這個“白日夢”被切實地實踐了，它實質上依然是一個夢，所以它一定有一個夢醒的結局――查爾斯萌生了重回政界的念頭，由此滋生的苦惱令他無法再平靜的像一個男孩那樣繼續在樹屋生活下去，於是激烈的爭吵終於爆發，並引發了查爾斯自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