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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圈資運動”引發中國“商人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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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圈資運動”引發中國“商人盛世”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鱷索羅斯以其獨特的眼光和商海經歷,對西方商界做了一個不樂觀的斷言:“盛宴早已結束,而人們仍在跳舞。”但在東方,對於肩負著“新市場經濟”興衰成敗之重任的中國商人階層來說,由於“新圈資運動”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開席,誘人的舞曲剛剛響起,中國的“商人盛世”之偉大時代即將開元……

  經濟遭遇瓶頸,中國急需新圈資運動

  中國市場經濟遭遇了瓶頸!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日、韓、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災情嚴重,但中國經濟咬牙保持住了堅挺。樂觀的國際觀察家預言中國經濟將在21世紀初繼續高速增長,一切似乎都將繼續陽光燦爛下去。但進入21世紀以來的3年裡,中國市場經濟突然“狀態不佳”起來,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體地震”,醜聞不斷、敗績連連;二是國有企業的“批量滑坡”,短期明顯好轉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是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的最重要主體,前者是“排頭兵”,後者是“主力軍”。但現狀卻是:“排頭兵”的頭抬不起來了,成了“縮頭兵”:“主力軍”的隊伍不武了,成了“病力軍”。

  中國這次市場經濟瓶頸的根本“症狀”是公司治理結構出了問題,而在這個“症狀(標)”的背後,其“病因(本)”則是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不夠發達完善,以中產群體為核心的商人階層的力量不夠強大。

  由於中國目前的絕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從原來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所以,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實際上都可以歸結於一點,即幾十年的國有企業傳統之固疾仍然沒能得到完善的解決。由於國家本身並不是一個生命體,它無法像“自然人”那樣去監管自己的財產。因此,“國家所有權”最終還要由具體的某個(些)人去行使。這樣就產生了“國有企業雙重代理風險”,即:經營者代理進行企業經營,會產生“經營者代理風險”;主管部門及官員代理行使國家所有權,會產生“所有者代理風險”。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釋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瓶頸現象。在中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大多數上市公司裡,不僅經理是“被僱傭者”,連本應由所有者擔當的董事、監事也絕大多數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僱傭者”!他們都被國家僱傭-且不同於西方的“市場化僱傭”,而是一種摻雜了濃厚的非市場化因素的.“特權式僱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目標並不完全與公司、所有者(即國家)的目標一致,他們的行為價值取向有時候與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產生衝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馳。對於他們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過是一種“外部性因素”,並沒有“內部化”為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經濟人理性”之觀念下,董事、監事、經理就會利用各種法律的、產權的、管理的、監督的空檔,來謀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國這次經濟瓶頸的成因,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克服這次經濟瓶頸?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場經濟發展史。史學家指出,近代西方經濟文明的孵化器是當年的“圈地運動”,當時,新興的生產力急需以某種方式來迅速進行資本積聚,因為只有比較集中的規模化的資本才能完成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大工業生產,靠分散的資金根本難以擔當這一重任。“圈地運動”就是應當時的歷史大勢而生的,是克服當時英國市場經濟瓶頸的必須之舉。雖然它在我們的傳統歷史教課書中被描繪為“吃人的圈地運動”,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說“一個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個高階文明在起步時都可能並不如我們今天想象的完美。

  歷史已經證明,人類社會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態的速度向前發展,必須走市場經濟之路,而市場經濟必須要求合理的社會分層和財富分化。中國目前所缺的就是這一點。所以,當我們開啟電視,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區的電視訊道里看到“發揮帶頭作用,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做出貢獻”的公益廣告時,不必再感到絲毫的驚詫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