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史學有一個傳統，就是一種懲勸功能，它肇始於孔子作《春秋》而形成的“春秋筆法”，其後史家對其因循損益，逐漸內化為史家的一種責任，即作史必要“懲惡揚善”。到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把它提高升華，懲勸宗旨變成了史學的一個原則性問題，對社會影響深遠。中國史學的批評傳統使作史者不斷努力提高史籍的水準，這使得懲勸功能更加優化。
關鍵詞：中國古代 懲勸功能 史書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悠久，史籍著作豐富。早在夏代中國就已進入了階級社會，在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經就有史官的設定，後世對其因循損益，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末期的清代。
偉大的愛國者、詩人龔自珍曾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從側面道出了歷史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而現今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文明、繁榮、富強的國家，是不能離開對其自身傳統歷史文化的繼承和發揚的。
從意識觀念上說，中華民族一直把記載歷史作為一項安邦定國的大事。經過數千年漫長的歷史程序，留下來的史籍著作可以說浩如煙海，而在其中始終貫穿的思想或治史的原則之一就是對世人的勸誡和對惡人的口誅筆伐。史家一直津津樂道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春秋筆法對後世影響甚巨。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要借記事以明義，垂言以立教，定名分，寓褒貶。所以《春秋》一書側重於書法，而不能堅持直筆記史，有許多的曲筆和迴護的地方。比如說春秋時期，在晉國和楚國爭霸的'城濮之戰中，晉國大獲全勝，接著晉文公重耳與齊、宋、蔡、鄭、莒之君會盟於踐土，周襄王也被招來見諸侯。在這個重大事件中，實際上是晉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卻沒有如實記載，而是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再如周之季世吳楚之君皆已稱王，而《春秋》一概貶之曰“子”。在周朝王室微衰的時候，中央的政令已經不能下傳到諸侯了，諸侯早就不奉周之正朔，但《春秋》仍書曰“王正月”，這一切都表示所謂的名分是不能亂的，所謂“肇有人倫，是稱國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明了孔子的某種社會理想。
自孔子作《春秋》之後，效法孔子的人很多，產生了很多歷史著作，例如《左氏春秋》、《虞氏春秋》、《汲冢瑣記》，西漢時陸賈的《楚漢春秋》，戰國中葉魏人撰寫的中國最早的通史《竹書紀年》，等等，這些史籍對“春秋筆法”都有繼承和發展。
到隋唐時期，著名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雖然尖銳這種不能直筆直書的做法，指出“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篡弒其君者有三，本朝之弒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也”。並作《曲筆》評判那種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做法。但是他對《春秋》這種懲勸功能的宗旨並沒有改變，而且在理論上將其提高升華，把它看做是作史的一個原則性問題。
自劉知幾之後，歷代史家基本上秉承這種觀點思想，也就是說，作史一方面不能為了懲惡勸善而隱諱脫離客觀事實，歪曲客觀事實，使後代不能看到真實的歷史記錄，要作信史，另一方面對那些有俊美德行，艱苦創業、質樸儉約、勤奮好學、求索攻堅、開拓創新、憂國憂民、抗暴禦侮、持正不阿的“善者”進行熱情謳歌、讚美，對不孝父母、惡語師長、荒淫奢侈、叛國投敵的邪說暴行口誅筆伐，使後世能“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使後世的人通過讀史受到歷史上人們言行的震撼而產生一種自律精神。這種自律精神並不需要用說教的方式，只是把事實展現在人們面前，所謂“事實善於雄辯”。中國的史學在辯論這一方面雖不乏名家名作，例如戰國時期儒家偉大的代言人孟子就是以雄辯著稱，但是從總體上說更重視的是信史。求信，堅持論從史出，這樣就無形中使理論和實際緊密地聯絡起來。不離事而言理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一個十分優良的傳統。這樣，史書就比較容易使人們接受其中道理，併產生作用。
唐朝第二代君主李世民十分重視史學，特在禁中設史館專修國史，並由宰相任監修，而且親自為房玄齡等奉撰寫的《晉書》作《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的《論贊》，而且他還善於從歷代統治者身上吸取經驗教訓提升自己，其即位之初就經常和大臣討論治國之道，能夠接受臣下的好建議。唐朝是在隋末農民起義的戰火烽煙中產生的。有隋開國不久就滅陳而統一南北，聲勢頗盛，但它和秦國一樣，是一個短命王朝，僅歷三世而亡，這給統治者十分深刻的震動，故而唐太宗把撰寫《隋書》作為其鞏固統治、安邦定國的一件大事，由當時一流的史家親自撰寫，並“以隋為鑑”作為其書的根本出發點。《隋書》記載隋煬帝“初，上為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大臣同事者，傾心於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宮掖，密謀於獻後，楊素等因機構扇，逆成廢立”，對隋煬帝陰謀篡位的醜行進行揭露。對他即位以後的情況《煬帝紀下》寫道：“荒淫無度，法令滋章，刑參王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三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唐太宗深刻認識到這一後果，所以他在貞觀初年能“清淨寡慾、化破荒外、護民之勞、煦之如子……親君子、斥小人、不貴異物、不作無益、求士若渴”，兢兢業業地治理國家。經過貞觀君臣數年的努力，使這一階段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民勤本業，度過了貞觀初年的經濟困難，達到了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繁榮。
戰國時期縱橫家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黃金百鎰盡……面目黧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他下決心認真鑽研經世之道，“乃夜發書，陳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期年，揣摩成，後持六國之相印，為縱約之長”。《戰國策》對蘇秦之事記載下來並不加辯論之詞，但是它經過兩千多年而至今依然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不知影響了多少仁人志士為奮鬥目標而勤學不輟。
可見，中國史學的懲勸宗旨由來古老，影響深遠，其重要性受到歷代史家的重視，關於這個問題，劉知幾有深入思考，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寫道：“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於莽、卓，夷、惠之於跖，商、冒之於曾、閔，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他把史學的這種懲勸功能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並在篇末用“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兩句話高度概括了人們通過讀史而學做人的根本途徑。這裡蘊含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蕃其德。”這個道理至今並不是人人都能瞭解的，以至於常常有人提出“歷史有什麼用”的問題，這是在做人問題上反應茫然的表現。
以上是一個方面，而從另一個方面講，中國古代史學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史學批評，它促使史家從“德、才、學、識”各個方面提高自己的修養，以期能作傳之後世的“良史”這樣就使史學的懲勸功能優化，使其影響加深，對每個人人格的完善、修養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在推行素質教育的今天，對封建史書中不合理的成分、糟粕要加以剔除，而對其中合理的成分要繼承和發揚，這是祖先給後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不能輕易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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