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朝廷通過“賜民爵”來建立統治秩序，四百年間先後賜民爵90餘次。入三國後一制度逐漸被廢棄，至南北朝結束前，賜民爵的事例很少。長沙吳簡為認識該制的淡出提供了幫助。
吳簡中有大量的“戶人名籍”，即記錄了里名、戶人、爵位、人名、年齡等內容的簡，如1-14 “富貴裡戶人公乘胡禮年六十踵兩足”。這類簡極多，它們是按家庭編制的名籍中的第一枚簡，“戶人”即戶主。這些戶人名籍絕大多數記錄了戶主的爵位，爵位幾無例外為“公乘”。我收集到“宜陽裡”的戶人名籍47枚，其中46枚的戶人為“公乘”，1枚“大女”為戶人，無爵位（12-5508）。此外，據其他名籍簡，一些家庭成員也有“公乘”的爵位，個別的人年方一歲、五歲、七歲或十歲便為“公乘”（9-3321、9-2937、9-3319、9-2922）。
據西島定生的研究，漢代有民爵者因其爵等的高下而享有不等的特權，並形成身份秩序（《二十等爵制》，頁250-255）。“公乘”是民爵的最高一級，如果戶人皆為“公乘”，爵位相同，身份一致，已達不到形成等級秩序的目的，“賜民爵”所具有的作用與意義也就喪失了，其消亡也就勢在必然了。
吳簡中有一些名籍僅註明“民”或“吏”，不再書“爵裡”，如13-7633：“民周明年卅五盲左目”，13-7638“郡吏黃士年十二”等。這類簡的具體年代尚不詳，但出現這種簡化形式，暗示舊形式名籍開始被放棄。長沙發現的吳簡為當時的廢棄品，其中大量為帶爵位的“戶人名籍”，後一類名籍簡不多，似乎也暗示制度上發生了這種變化。
“賜民爵”走向衰亡是這一制度自身發展的結果。據西島的`研究，民爵不可繼承（頁187），但級過“公乘”則算做兒子或兄弟的爵級（頁154），所以，從東漢明帝中元二年（57）開始，賜爵詔書便有“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的規定，後章帝永平十八年（75）、安帝元初元年（114）、順帝陽嘉元年（132）的賜爵詔書中均有類似的規定，這表明經過西漢與莽新時的賜爵，已開始出現級過公乘的情況。檢居延漢簡，多數戍卒的爵位為“上造”、“大夫”，但也有一部分人為“公乘”，這些簡為西漢後期到東漢前期的。隨著賜爵的不斷進行，累積的爵級日多，不斷出現“移爵”，使得新立戶的戶主的起始爵位越來越高，距“公乘”日近，“移爵”子弟的機會也日多，從而越靠後，戶主的爵位越高，最終都變為“公乘”這一最高爵位，使“賜爵”變得沒有意義，難以為繼。
吳簡中有少量“戶人名籍”無爵位，如2-769、2-823、2-857、2-913、10-4187、10-4142、10-4137、10-4131等，有的是“新戶”，如10-4142，有些可能是“新還民”。新還民因脫籍，喪失原有的爵位，附籍後不賜爵便無爵位。據《三國會要》的，曹魏時曾六次賜爵，吳、蜀則無這方面的記載。
2、 戶貲與調布
吳簡中有不少交納“調布”的收據（布別，據13-8256），交納額為一年一匹至六匹不等，其中一匹最多。另有不少為“三丈九尺”（13-7791、13-7789、13-7801、13-7832等）、“一匹三丈九尺”（13-7851、13-7894、13-7949等）、“一匹三丈八尺”（13-7889）、“二匹三丈九尺”（13-7809、13-7861等）、“二匹三丈六尺”（13-7794）、“四匹三丈九尺”（13-7886、13-7887、13-7907等）、“五匹三丈九尺”（13-7901）。據“田家別”5·18、5·20及5·23知當時1匹=4丈=40尺，“三丈九尺”、“二匹三丈六尺”之類是應納調布額“一匹”“三匹”而略有不足而已。
這六種調布額應與名籍簡中所記的“戶品”與“貲額”相對應。名籍中的戶品目前見到的有“上品”（12-5324）、“中品”（12-5433）、“下品”（12-5677、12-5447、12-5452）、“下品之下”（12-5429、12-5435）四種，貲額有五十（14-8897）、一百（13-8483、14-9055、14-9324）、二百（14-9109、14-9208、14-10044-5）、一千（14-10151-1）、五千（14-10378-127、14-10392-141）五種，其中“貲五十”最多。
羅新在吳簡報告16中舉出簡10-4233“ □□女戶下品之下，不任調 □”，證明孫吳戶品與戶調的關係。“貲五十”應與戶品下之下，調布一匹相對應，至於其他等級間的對應關係，尚不清楚。羅新所舉簡為下品之下而“不任調”應是特殊情況。
“吏民田家別”記載有“畝收布二尺”的專案，這與調布不同，且多折為米交納。
3、 關邸閣的推測
《三國志·呂蒙傳》提到關羽“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頁1278），《中國地圖集》將“湘關”標於湖南零陵，實誤。當時零陵尚屬劉備，不應稱“擅取”，此關肯定在孫權轄區內，也許就在臨湘附近。無論如何，當地的“關”貯存了大量的米是事實。“關”貯存糧食的地方或許就是“邸閣”。《水經注》卷5《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為盧關津（一作‘盧津關’），臺東有小城，……臺址枕河，俗謂之邸閣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頁461 ，註疏本）證明“關”也附設邸閣，當然這條時代較晚。
為何吳簡中有大量的經“關邸閣”轉運的米，一方面因為“關”有邸閣，可存米，另一方面可能與徵收“關稅”有關。《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延康元年，魏主下令“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可知漢末有關津稅，《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記孫權死後“罷校官，……除關稅，事崇恩澤”，說明孫權當政時吳國有關稅。吳簡所見由“關邸閣”轉交的米多為“稅米”，原因似在此。
4、 名籍簡中的“事”
吳簡中的名籍簡按家庭編排，最後一枚相當於小計，一般做：“凡口四事三 算一事 貲 五 十”（14-10262-18）；“凡口十三事十一 算八事七 貲一 百”（14-10272-29）。關於“事”的含義，大家有很多推測。我想後一個“事”或是納完口算錢的註記，簡14-10516：“凡口五事四 算一復 貲 五 十”，其他簡做“事”字處這裡做“復”。這個“復”應釋為“復除”“免除”，簡14-10544：“ 子公乘末年廿一算一雀兩足復”中的“復”亦是此意。准此，“事”也許可以解釋為 “完成”、“交納”。有時“事”後無數字，這或是因為未完納口算。至於為何“事”後的數字總少於前面的口數或算數，還需研究。或是一家中總有人年幼不用交“口算錢”。
5、“吏”與“限米”
吳簡中出現了多種“吏”，如州吏、郡吏、縣吏、軍吏等，還有不少編民“給州吏”、“給郡吏”。他們的身份是個大問題。我試圖從賦稅的角度做些討論。
據簡6-1815與6-2251知“吏”服役時有廩糧，在家則要交租米（9-3213）、稅米（1-80、9-3565、9-3567等），個別的還交布（12-6926）。從“田家別”看，交納的額度與民相同。
簡中還有許多“吏××子弟限米”（11-4446、11-4866、9-3585、9-3595等等），以及“帥客限米”（11-4458），“故帥××子弟限米”（11-4859），“故吏××限米”（11-4840）等。這些“限米”絕大多數不是由吏、故帥本人交，而由同姓人 ，如11-4497、11-4866，或異姓，如11-4859、12-6837交，目前所見僅簡11-4458“帥客祺生限米五斛”是由本人交納。這似乎表明這類“限米”是吏本人不在家時所交，故稱“子弟限米”。《三國志·孫休傳》“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所指可能就是這種“限米”。
這些“限米”為何要由異姓交納，或許與“吏”家的父兄子弟大量叛走有關。簡13-7849：“諸鄉謹列郡縣吏兄弟叛吏人名薄”，簡13-7865以下至13-8003近十枚簡記錄了有關內容，如13-7868：“縣吏毛章世父青年四十九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據簡13-7975，臨訓兄帛“嘉禾四年四月十五日叛□ □”，簡11-4497所記嘉禾二年“郡吏臨訓子弟限米”是由“浸 丘臨□”交的，可證有父兄子弟在家的情況下，“子弟限米”應由家人承擔。
由倉吏的帳目上看，並無“吏限米”或“吏子弟限米”之類的名目，有的是“吏帥客限米”（J22-2499、6-2200等）。“吏××子弟限米”可能是“吏帥客限米”的一類。簡12-5267：“右樂鄉入民所貸三年吏帥客限米□□”，12-5275：“□貸黃龍三年子弟限禾準米三斛僦畢 嘉禾二年九月卅日柚丘男子吳□□”，據9-3830及12-6813，柚丘居民為樂鄉交米，故12-5275應為2-5267之細目，則“子弟限禾準米”應為“吏帥客限米”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