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周作人既是中國現代散文的提倡者,又是創作散文的大師。早在1921年6月,他就以一篇《美文》給新文學開闢了一塊新的園地———小品散文。從此,他把自己的整個生命歷程都灌注在小品散文的創作中,取得了卓絕的成就。 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在《北江詩話》卷二中說:“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對於上述五者,洪亮吉更看重“趣”,他說:“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很顯然,這裡對“趣”的分類主要是就詩文的內容題材而言的。縱觀周作人各個不同時期的散文創作,就會發現他的散文也包藏著生趣、天趣、別趣、書趣諸多審美趣味。它們既相對獨立,又密不可分,交相輝映,共同解讀著周作人那獨具一格的趣味主義人生觀和美學觀。周作人散文的審美趣味不僅表現在題材內容上,其藝術表現更是難以企及。張中行說:“他的造詣更高,幾乎可以說,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只此一家,並無分號。”
周作人既是中國現代散文的提倡者,又是創作散文的大師。早在1921年6月,他就以一篇《美文》給新文學開闢了一塊新的園地———小品散文。在這篇文章裡,他把散文分為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他非常偏愛、推崇記述性的“美文”。從此,他把自己的整個生命歷程都灌注在小品散文的創作中,取得了卓絕的成就。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的《導言》中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品味這位“小品文之王”的散文創作,我們常常沉醉於“開卷有益,掩卷有味”的藝術境界中,因為,周作人“很看重趣味,以為這是美也是善,而沒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壞事”。他說:“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裡,也還有叛徒活著。”由此看來,追求趣味、表現趣味是他散文創作一以貫之的審美態度。又因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所以他的叛逆精神的時隱時現,又使他的充溢著隱逸色彩的“趣味之文”在平淡的行文中包藏著深刻的意味,呈現出一種樸實而沖淡的獨特風韻。
一
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在《北江詩話》卷二中說:“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對於上述五者,洪亮吉更看重“趣”,他說:“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很顯然,這裡對“趣”的分類主要是就詩文的內容題材而言的。縱觀周作人各個不同時期的散文創作,就會發現他的散文也包藏著生趣、天趣、別趣、書趣諸多審美趣味。它們既相對獨立,又密不可分,交相輝映,共同解讀著周作人那獨具一格的趣味主義人生觀和美學觀。
1、所謂“生趣”是指理在現實社會中運動變化時所產生的情致。這種“生趣”常常與世事的公與不公相關。作為生在亂世中的周作人主要是對“苟全性命於亂世”的感時憂生。他說:“我寫文章的毛病,直到近來還是這樣,便是病在積極,我不想寫祭器文字,因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總有憤慨,做文章說話知道不是畫符唸咒,會有一個霹靂打死妖怪的結果,不過說說也好,聊以出口悶氣。”由此可見,在周作人的散文中,這類感時憂生的“生趣”是客觀存在的,它既包孕在早期的充滿叛逆精神的“凌厲浮躁”之文中,充溢在作者對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咀嚼過程中,也深藏在後期的因叛徒人格被壓抑而發出的各種變調之文中。前者閃爍著他作為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的奕奕神采,尤其是他從“重視現在,講究實際”的事功哲學出發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述更是充滿著真知灼見,表現出一種厚重而“善別擇”的情趣。如《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死法》、《關於盂母》、《關於宮刑》、《關於焚書坑儒》、《半農紀念》、《志摩紀念》等;後者常常在追求閒適與趣味的過程中情不自禁地流露自己對世事的感懷與苦悶,如《教訓之無用》、《十字街頭的塔》、《論八股文》、《兩個鬼》、《談油炸鬼》、《再談油炸鬼》等。
這種“生趣”存在而無法抹去的原因,周作人在《雨天的書·自序二》中曾進行過深刻的反思:一是跟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有關,文章裡包含著道德的色彩與光芒;二是他從小耳濡目染的越中風土對他影響很深,使他無法脫去浙東人的“師爺氣”。為此,他的文章“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
2、所謂“天趣”,就是反映與天理運動變化相一致的,超乎社會現實的自然界的情致。這類記述大自然風物的`散文常常寫得清新、自然、樸實、灑脫,充滿人情物理和科學常識,給人一種清朗俊逸之美。主要有兩種情況:
其一是專門敘寫草木蟲魚,諸如《蒼蠅》、《蝨子》、《金魚》、《冬天的麻雀》、《蛇》、《貓頭鷹》、《鳥聲》、《故鄉的野菜》、《揚子鱷》、《街樹》等。這些散文,有的敘寫個人對動植物的情分,自然樸實而又流淌著作者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極富個人情趣。如《金魚》,平淡中不乏生動,我們從他對金魚、鯽魚和鯉魚三者的比較中明顯地感受到了他崇尚自然、樸實而又通達的審美趣味。又如《蝨子》,作者博採中外典籍敘寫蝨子給人類生活帶來的諸多情趣,其中有羅素的《結婚與道德》、洛威的《我們是文明麼》、褚人獲編的《堅瓠集》中的《髟須蝨頌》與《恆合》,尤其是《恆合》這條筆記不僅告訴我們貴人、清客、妓都有捫蝨的韻致,還告訴我們斃蝨的方法。最風趣的是日本近代詩人小林一茶在他的詠蝨詩句中更是充滿了兄弟之愛。綜上所述的豐富翔實的史料徵引,充滿了作者對大自然的尤物———蝨子的那種特殊的情分。有的是介紹有關生物的科學常識,這類散文大多寫得冷靜、客觀,折情就理,充滿科學精神,如《貓頭鷹》、《揚子鱷》、《蛇》等。作者在《貓頭鷹》一文中就是針對中國梟鴟(貓頭鷹)害母的謠言,大量徵引英國人懷德的《色耳邦自然史》、斯密士的《鳥生活與鳥雜誌》中有關貓頭鷹的敘述,為貓頭鷹正名,全文洋溢著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
其二是寫景言志之作,如《雨天閒談》、《苦雨》等,這類散文寫景是名,言志是實,重在抒寫個人感受,與朱自清寫景詠物的散文有明顯不同。朱自清的散文重在細膩地描寫,個人的情感是潛藏在對景物的描寫中的。而周作人的寫景不是主要的,只是一個引子,便於自然引出作者此時遊絲般的個人情緒波動。如《苦雨》就是採用書信體的形式向自己正在旅途中的故友孫伏園訴說自己生活在淫雨的北方的苦與樂。其中有雨中旅行的空想之樂,有雨天小孩大人成群結隊“淌河”、捉蛤蟆的野樸之趣,也有大雨淋坍西牆,“樑上君子”光顧,水漫全屋之苦,苦樂相生,別有一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