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戶籍制度以及貼上在戶籍制度上的其他相關制度安排，農民工的地域遷徙及其農民身份的徹底變更並沒有實現，致使普遍出現了“人－居”分離、“職業身份－戶籍身份”錯位的格式。解決農民工題目的終極出路在於實現盡大多數農民工市民化。目前，固然“農民→農民工”已經成功穿越了“顯性戶籍牆”，而“農民工→市民”需穿越的韌性更強的“隱性戶籍牆”，後者構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農民工實現向市民轉變，必須具有市民化意願和市民化能力，然而雙重戶籍牆增大了市民化本錢，弱化了市民化預期，阻礙了市民化程序。因此，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必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隱形戶籍牆”。
關鍵詞：農民工市民化；戶籍制度；顯性戶籍牆；隱性戶籍牆
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包括生存職業、社會身份、自身素質以及意識行為四個層面的轉變。從農民工市民化程序來看，它包含農村退出、城市進進與城市融合三個階段(如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無論是從時間跨度還是從速率來講，農民工農村退出與城市進進時間跨度較短，速率一直上升，且呈邊際遞增趨勢，而城市融合階段則顯得時間跨度較長，速率固然在上升，但卻表現為邊際遞減態勢。也就是說，目前，農民工從農村退出基本上已無實質阻力，進進城市務工也沒太大障礙，但他們要真正融進城市成為市民卻任重道遠。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農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合”過程如此艱難，它對農民工市民化又有著怎樣的影響，其作用機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對這些題目的回答將把戶籍制度再次引進研究的視線。
戶籍制度已成為我國活動人口研究及相關政策制定中的焦點題目。本文把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面臨的戶籍制度及其抑制功能形象地稱之為“戶籍牆”，並根據其對市民化影響的不同層面，劃分為“顯性戶籍牆”與“隱性戶籍牆”，進而探討雙重“戶籍牆”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制。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本原制度障礙：戶籍制度分析框架
農民工市民化的四個層面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其中生存職業與社會身份兩個層面主要取決於巨集觀體制改革和相關的制度創新，對農民工市民化程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自身素質與意識行為兩個層面則主要取決於農民工的個人因素。這裡我們重點考察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有關制度安排。圖2顯示出了我國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框架。
圖2顯示，農民若想進進城市、需衝破戶籍制度I的羈絆，而一旦進城務工若想進一步成為市民，又要突破戶籍制度Ⅱ的障礙。這兩種戶籍制度安排類似於堵在農民工眼前的兩面牆，高大堅固而又難以逾越，我們形象地稱之為“戶籍牆”。基於兩種“戶籍牆”對農民工市民化影響路徑與作用機制的不同，我們把由農民變成農民工需穿越的戶籍制度I稱為“顯性戶籍牆”，而由農民工變為市民需要穿越的戶籍制度Ⅱ稱為“隱性戶籍牆”。據此，圖2就可以簡單表示為圖3所示的情形。由圖3可直觀地看出，經過“顯性戶籍牆”與“隱性戶籍牆”雙重“過濾”，最後能夠成為市民少之又少。
戶籍制度自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以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開始變得不斷鬆動。就目前，“顯性戶籍牆”對鄉－城勞動力活動的制約作用在逐步減弱，已不再是鄉－城人口的活動的主要障礙，而“隱性戶籍牆”構成了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二、農民工市民化所面臨的“顯性戶籍牆”與“隱性戶籍牆”
(一)“農民→農民工”：成功跨越“顯性戶籍牆”
“顯性戶籍牆”指的是我國城鄉嚴重對立的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是以戶口登記與治理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治理制度，包括人口登記和上報制度、居民戶口或身份登記治理制度以及與戶口相關的就業、教育、保障和遷徙等方面的社會經濟治理制度。作為一項登記和治理人口的體制與措施，我國的戶籍制度將我國公民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身份，並對異地間戶口遷移實行嚴格的行政控制，對我國社會城鄉二分結構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