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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典範-季羨林《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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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典範-季羨林《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讀後
99年秋天,照例去北京國際展覽中心看每年一度的國際圖書展覽,逛了一上午國內部分的書展,看到的都是一套套的重印書,感到人困體乏而又一無所獲。轉到國際展臺的德國部分,眼前忽然一亮,一本樸素大方的英文書映入眼簾,書的封面上“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季羨林”這幾個熟悉的名詞馬上吸引住我,翻開精裝的封面,內封上寫著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如下: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8.
  這就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季先生著《新疆博物館藏甲種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的英文字,由季羨林先生轉寫、翻譯和註釋,得到德、法兩國吐火羅語學者er和ult的協助,由總部分別設在柏林和紐約的跨國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於1998年出版,列入Wenter教授主編的《語言學的趨向叢書》(Trends in Linguistics),作為其中《研究與專著》 (Studies and Monographs)系列的第113種出版。
  現藏新疆博物館的這批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個星(錫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個灰坑內發現的,共44葉,雙面書寫婆羅謎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館把這批寫本的照片送給季先生,請季先生解讀。季先生很快辨認出這是用甲種吐火羅語(Tocharian A)所寫的《彌勒會見記》劇本。從此,季先生開始解讀這部“天書”。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一點也不過分。熟悉語言學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新疆發現幾種滅絕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羅語最難解讀,因為吐火羅語屬於印歐語系的西支,而發現的地點卻在印歐語系各種語言分佈區域的最東端,其中不少詞彙早已變形或消失,給解讀帶來極大困難。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種民族語言資料情況的人知道,相對於同時出土的死語言----于闐語和粟特語的材料來說,吐火羅語的資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數是從新疆各地的寺廟和洞窟廢墟中挖掘出來的,往往殘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一些于闐語和粟特語寫卷,長逾千行,而且完整無缺。季先生解讀的這部“天書”,也同樣是殘缺的,每葉的左邊都有約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燒燬,給解讀造成更多的困難。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的另一層意思,是因為它的價值連城,極富研究旨趣。首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因為過去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較少,雖然經過近百年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通過這部殘卷的解讀,可以增加辨識的吐火羅語詞彙,可以積累吐火羅語的語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羅語名詞和動詞的變化形式,進而可以討論和檢驗前人關於印歐語系諸語言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還牽扯到新疆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引發的一個更大的學術爭論問題,即印歐人的起源問題。其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對操吐火羅語的龜茲文化的認識,主要是通過漢文史料和僧人傳記,而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卻提供了比較完整的龜茲古代佛教著作的典範,使我們可以透過它來了解龜茲佛教的淵源、小乘佛教在龜茲的流行、龜茲譯經的'水平等問題。最後,因為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是一部劇本,而新疆吐魯番和哈密出土過從吐火羅語譯出的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這就給我們認識西域戲劇的形式、內容和傳播途徑,提供了絕好的材料。
  季先生當然十分清楚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價值,所以,在接到這批資料時,雖然已經年逾古稀,卻毅然決定利用早年在德國學習的吐火羅語知識,來解讀這部“天書”。
  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經在北大主持過一個“西域文化讀書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與季先生往來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讀這個殘卷的文字和研究相關內容時,時而讓我查詢一些西域語言文字資料,特別是于闐語資料。季先生的關於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幫助;他對古代西域彌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譯的與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內容相關的于闐語文獻,對於我研究于闐的歷史與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因此,我一直關注和收集季先生有關這個殘卷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