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書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看似長篇鉅著，一路讀下來，有益、有趣的東西不多，屬於越讀越簿的一類；還有一類書，不一定連篇累牘卻耐人尋味，每每讀來都讓人有所感、有所悟、有所獲，越讀越厚。陳寅恪先生的著述屬於後者，一部僅十幾萬字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包含了禮儀、職官、刑律、、兵制、等與隋唐制度及其建置相關的內容，涵蓋了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學、學、考古學、史、文字學等與中古史相關的諸多領域，顯示了陳寅恪先生對中國內涵、中西文化的關係、種族與文化的界定、胡化漢化的實質等問題的高標卓識。《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本不是為西域史立論，然通觀各篇，與西域史研究有關的考索和證述卻比比皆是，無處不在。無論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彩闡釋，還是“在文化不在種族”的獨到見地，對西域史研究來說都堪稱經典。<?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陳寅恪先生的著作是功力和才識的結晶，更是中學素養與西學薰染的積累，讀懂他並非易亊，需要反覆鑽研、把玩，甚至需要經歷和體驗，這裡用得著先生對待古人學說所說的一段話：
凡著中國古代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
對古人及其學說的“瞭解之同情”也是我們認識陳寅恪及其學說所應具備的，這不只是一種態度，一種方法，更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若此，才能如先生於《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所云，“其間倘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2]對先生的學問才可能有準確深刻地瞭解。雖自知資質愚鈍，後天失養，與先生“神理相接”恐怕終生無法達到，不過，在自己的研究經歷中嘗試著努力去靠近本知不可企及的目標，這個過程本身，會帶來與目標又接近一點的喜悅和再努力一把與目標更加接近的興奮，僅此已經足夠。以下結合西域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就閱讀《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嘗試和經歷，從種族與文化、河西文化因子等方面談一些自己的感受。
一
民族文化是陳寅恪先生特別關注的一個方面，而中古時期的民族文化史更是其著重研究的一個時段，誠如先生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所云“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3]漢唐之間是民族遷徙、衝突的多發時期，又是民族政權更迭和各種民族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匯的活躍時期，如何清理中原王朝與各個民族政權之間的關係，縷析衝突、共容中的不同民族文化的脈絡，歷來是治漢唐史不可迴避的問題，而對以上問題有一個準確而整體的把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亊，要找到覆蓋在繁複表面下的問題的實質，就得尋求一個切入點，陳寅恪先生把它定格在種族與文化的關係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篇最先涉及種族與文化的論述，見之於河西地區儲存中原傳統文化之一節。
自東漢魏晉南北朝以來，北方地區長期處在頻仍的戰亂和紛爭之中，河西地區偏於一隅，相對比較安定，既是本土士人安居的樂土，又是中州士族避難之地，故傳統學術文化尚能儲存。河西學術文化的傳承主要靠包括本土世族和外來英儒在內的世家大族家族內的教授傳習。河西本土世族由兩種成分組成。一種成分為當地的漢族世族，如前涼張軌張氏一族，西涼李暠李氏一系，他們本身既以家世孝亷，通涉經史名著當時，同時領涼州期間，界內秩序安定、豐饒，為世族學者保身安命、延其家學創造了良好的客觀氛圍；另一類河西本土世族為胡族世家，如呂光、禿髮、沮渠等氏，俱非漢族，他們或自身深染漢化，或能愛慕漢族文化，如源師。陳寅恪引述《北史．源賀傳》附源師傳中一個有趣而典型的亊例：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雲：“作何顏色？”師整容雲：“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嘆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4]
《資治通鑑》亦詳載此事，陳寅恪特別推薦條後胡注：
諸源本出於鮮卑禿髮，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5]
此注有點睛之妙。諸源與高氏同為鮮卑族，但其文化屬性的反差極大，前者以習知中原典禮為貴，後者則以鮮卑貴種自詡。河西世家大族除了本土的成分之外，另有一部分為外來之英儒，如江式、程駿等，其祖或因避亂棄官西投涼州，或因坐事流於涼州，乃於所託命之地教授家世相傳之學業。無論本土世族還是外來世族，胡族或是漢族，都是使河西學術文化得以儲存的功臣，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並不一定是維繫文化的唯一紐帶，即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之間，文化是可以相通的，如陳寅恪先生所論：“觀高阿那肱之斥源師為漢兒一事，可證北朝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實為論史之關要，故略附鄙意於此，當詳悉別論之。”[6]此論的關要之處在於，不僅讓你從紛繁複雜的事件中理出頭緒並很快抓住問題的實質，而且將一個具體的問題置於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使你獲得對問題整體把握的眼光。關於種族與文化的證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篇附都城一節亦頗見功力。
唐之都城承隋之舊。隋創新都於漢長安城的基礎之上，但其朝市之位置卻一反前朝朝在南市在北的傳統，而成朝北市南的格局。究其原因，按一般的思路，僅從新都營建者的家世入手進行考察，陳寅恪先生則以隋與前朝文化的傳承關係為著眼點，把一個不能再具體的都城建築的問題置於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使人對此擁有一個整體把握的準確座標：
寅恪則謂隋創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與前此之長安殊異者，實受北魏孝文營建洛陽之都城及東魏、北齊之鄴都南城之影響，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襲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與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一點為解釋，無寧就楊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論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歸功於河西系漢族之實行性，似尚可備一說，以資參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異於前者，雖非由於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然隋代之技術人才則頗與西胡種族有關，此固別為一事，以其與前所論中古時代漢族之家學一點相類，亦不可置而不論，故茲先論隋唐兩朝制度與北魏太和文化之關係，後附述隋代技術人才之家世，所以補上文論隋大業元年制定車輦條之所未備言者也。[7]
通過隋唐兩朝制度與北魏太和文化之關係以及隋代技術人才之家世兩個層次的考索和證述，隋唐都城朝市之位置所以迥異於漢代都城之舊規的原因，剖析得十分透徹，且入情入理，即東魏鄴都南城、隋代大興、唐代長安之都城建築直接受北魏新都洛陽之影響，主要是文化染習和師承影響的結果，比如修建鄴都南城的高隆之為漢族，主持計劃隋都大興之宇文愷為胡族，種族縱殊，但在作為北魏文化系統的繼承人這一點上，則是相同的。百川歸海，問題又歸結到種族與文化的實質上來，這一觀點是陳寅恪先生論述中國中古時期歷史的一個重要支點。通觀《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種族與文化關係的論述處處可見，貫穿始終，而每次論及這一觀點時，並不是對前一次論述的簡單重複，而是在此基礎上一次新的、更深刻的闡釋。以下論段，進一步指出中古史中胡漢問題的實質是胡化漢化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胡人漢人、胡種漢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