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的追問
一
中國20世紀美學的大門是新一代美學家用帶血的頭顱撞開的。其中，王國維與魯迅居功厥偉。
20世紀，沒有哪個美學家比王國維、魯迅走得更遠。王國維、魯迅所創始的生命美學思潮意味著20世紀中國美學的精神高度。而王國維、魯迅的“超前”之處，恰在於他們早在上個世紀之初，就以天才的敏銳洞察到美學轉向的大潮，並且直探美學的現代底蘊。他們都有著“無量悲哀”，有著殊異的氣質，都不是中國上所常見的高蹈者、逍遙者，而是“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憂生孤苦，衣帶漸寬，固守著生命的感悟，洞察著人生悲劇，並且敢於把他們的獨得之祕公諸於世。這獨得之祕，就是活動與個體生命活動密切相關。個體生命活動只有通過審美活動才能夠得到顯現、敞開，審美活動也只有作為個體生命活動的對應才有意義。
王國維的“痛苦”與魯迅的“絕望”的意義就在這裡。當“天下”“汗青”之類一旦露出虛偽的真相併退出美學舞臺，一貫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居並且以能否“照”“汗青”作為有意義與否的標準的美學，也就轟然倒下。於是，生命被還原為個體，個體唯餘“痛苦”，個體就是“痛苦”。與傳統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美學形成“反諷”，一種從未有過的充滿個體悲劇意識的生命美學誕生了。遺憾的是，王國維為這一全新的發現而手足無措：個體必亡，個體生存的虛無無法再用“天下”“汗青”之類去遮掩，生命進入一種孤立無援的絕境，原來一切可能的，現在都成為不可能。於是審美就被王國維作為暫時的撫慰。但是，千百年來為他所第一次發現的生命痛苦卻仍舊存在，最終，中國美學歷史上的第一個老實人王國維最終只有以投水自盡的方式，來擺脫自己的美學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美學困惑在魯迅那裡卻並不存在。相比王國維的承受痛苦、被動接受和意志的無可奈何，魯迅卻是承擔痛苦、主動迎接和意志的主動選擇。因此，痛苦在魯迅那裡已經不是痛苦，而是絕望。有什麼比“走完了那墳地之後”卻仍舊不知所往和活著但卻並不存在更為悲哀的呢？生命與虛無成為對等的概念，，擔當生命因此也就成為擔當虛無。所以，生命的覺悟就總是對於痛苦的覺悟而不再是別的什麼。而“絕望”恰恰就是對於“痛苦”的覺悟。既然個體唯餘“痛苦”、個體就是“痛苦”，那麼直面痛苦，與“痛苦”共始終，則是必須的選擇。由此，一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荒謬的審美體驗，在自己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學世界中第一次出現。心靈黑暗的在場者，成為新世紀美學的象徵。而魯迅的來自鐵屋子的聲音，則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心靈黑暗的在場者的聲音。魯迅就是這樣毀去人們原以為“是”的牢籠，把荒誕的存在還原為荒誕，從而穿透了中國的與歷史、穿透了中國的美學。
時光如梭，轉瞬百年，站在新世紀饋贈給我們的現實高度上，回望已經成為歷史的王國維、魯迅，不能不感慨唏噓。此後的美學、認識美學、實踐美學自然是等而下之，從根本上偏離了王國維、魯迅開始的美學道路，也無法與王國維、魯迅開創的美學同日而語，更為嚴峻的是，對於王國維、魯迅本身，我們也始終既未能“照著講”，也未能“接著講”。王國維、魯迅究竟走了有多遠？我們又如何接著走下去？至今還是一個全新的美學課題。也因此，在新世紀之初，我們還必須從上個世紀初起步，既接上王國維、魯迅的“一線血脈”，更延續王國維、魯迅的“一線血脈”。而且，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接上”的最佳方式，就是“延續”。
由此，需要面對的就不僅僅是王國維、魯迅的貢獻，而且更應該是王國維、魯迅的侷限。這當然不是以“應然”的方式去指責前輩，美學演進之“實然”絕對不是我等後輩所可以假設或者可以說三道四的，但是必須看到，王國維、魯迅的侷限也是那個時代的侷限，甚至是整個的侷限。發現這種侷限，正是發現王國維、魯迅本身，而發現王國維、魯迅，也就是發現我們自身。有鑑於此，這一“發現”應該永遠不會完結。
王國維的“痛苦”毋庸多言，他本人的美學困惑就已經意味著侷限的存在。“痛苦”固然“可信”，但是卻絕不“可愛”，王國維為此寢食難安。然而，不承認“痛苦”的“可愛”，卻正是王國維的侷限所在。魯迅的成功，恰恰在於承認“痛苦”的“可愛”，這就是“絕望”。但是，“絕望”無疑是人類的宿命，然而人類又必須為自身的生存找到一個更高的理由，為“痛苦”、“絕望”的承擔找到一個更高的理由。遺憾的是，魯迅與這樣一個思想的制高點失之交臂。首先，魯迅始終未能意識到需要為“痛苦”、“絕望”的承擔找到一個更高的理由。在魯迅的心靈中從來不曾糾纏過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對於前者，魯迅說：“於是我就在這個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對於後者，魯迅竟然“廢書不觀”。由此不難看出魯迅與他們的一大差異，即魯迅是執著於現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現世就把一切帳統統結清，主張“拳來拳去、刀來刀檔”，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對打”、“一個都不饒恕”，而不象他們那樣堅持在人的世界之外去追求一個更高存在的維度。因此，與他們的為一個更高存在的維度而絕望根本不同，魯迅是為絕望而絕望。其次，也因此，魯迅確實來到了客西馬尼園的入口處，但也僅僅是來到了客西馬尼園的入口處。於是，既然不能再在傳統的遊戲世界中逍遙，又沒有一個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固守，魯迅就乾脆讓自己變為一塊石頭：冷眼、鐵血、陰毒、玩玩、走走、以及“對於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魯迅的陰、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稱在20世紀中國中獨一無二，道理在此。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寄託生存的意義。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依賴，一切爭鬥都不過是爭奪地獄的統治權而已，一切的宿命都只能是失敗，因此只有極大膨脹自己的自由意志，強對蔑視、仇恨、敵意，與黑暗對抗、與虛無對抗，溫煦、悲憫沒有了，只剩下敵意、荒寒、冷漠。魯迅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這裡的“毒氣和鬼氣”就是敵意、荒寒、冷漠。最後，這樣的魯迅沒有給20世紀帶來任何新的東西，不但沒有，魯迅最終甚至並未能將絕望進行到底，這就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終於不能證實“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因此，“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這一點，從許廣平介紹的魯迅自己雖然絕望但是卻又希望給青年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印象，就可以看出。在晚期，猶如王國維的從“憂生”轉向了“憂世”，魯迅甚至逃入啟蒙者的陣營或反抗者的聯盟，希圖尋找絕望之外的替代品來消解絕望，戰鬥取代了思想，戰士取代了智者，行動取代了思考，自動遠離創作，自願把書齋改成堡壘，這難免給人以因為無法固守絕望而聊以啟蒙的印象，其結果是，不但放棄了對於思想制高點的佔領，而且失去了領跑20世紀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