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態是整個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依託，歷史時期農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在生態環境諸因子中，氣候條件及其變化是原發性要素，它的發展與變化直接影響著植被、土壤和迴圈狀態，奠定著特定時期生態環境的基點。
根據歷史氣候學的研究，兩漢時代正處於大理冰期結束以後的第三個溫暖期。這一時期起於公元前800年左右，止於公元200年左右，高於現代的年平均氣溫1℃-2℃。這種氣候的特徵，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找到佐證。
從植物分佈變遷方面看，在這一歷史時期，由於氣溫上升，南方亞熱帶與暖溫帶植物紛紛北上。以竹為例，目前大面積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長江流域，而在當時，竹子的生長區域卻超過了北緯46度，黃河流域分佈著數量眾多的大面積竹叢。比如，春秋時的淇水一帶，竹木巨大成蔭，連延不絕。《詩經·衛風·淇奧》詠道：“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到漢代時期，這一帶仍然竹木繁茂。西漢元封二年，黃河決口，武帝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即以“下淇園之竹為楗”；[1]（《河渠書》）西北地區也是廣有竹林，《山海經·西次二經》即記六盤山一帶：“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涇水出焉。”《史記·河渠書》亦記：“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當時的關中地區，同樣是竹林眾多，在《詩經·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鬆茂矣。”司馬遷所言“渭川千畝竹”[1]（《貨殖列傳》）、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2]（《志》）更是膾炙。春秋戰國與兩漢時代竹簡的盛行，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竹木分佈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溫帶、亞熱帶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詩經》中屢屢在北方出現關於“梅”的詩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當在當時的雍樑之地；《秦風》之“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其地域應在秦嶺山脈。另外，《陳風》有“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曹風》有“鳲鳩在桑，其子在梅”，該兩國地域均在兗、豫之地，即今河南山東一帶。而梅樹的下限溫度為-14°，因此當時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溫度比現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為長江流域的原產，何以在春秋時代大面積地出現於北方？對此，歷代經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對《詩經》中的“梅”作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詩經稗疏》中，曾經引經據典，對“有條有梅”解釋道：“條有兩種：一則《毛傳》所云槄也。《爾雅》：槄，山榎。榎，今謂之楸，似梓，至秋垂條如線，故謂之條。一則《爾雅》所云‘柚’、‘條’，郭璞注謂似橙實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則今之所謂梅，冬開白花，結實酸者；一則《傳》所謂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數圍者，乃似橙之條，出湖、湘、閩、粵，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低溫期，所以他認為“似橙之條”與梅均出自江南嶺表，這應當是正確的，但他又以此為據，去詮釋千餘年前處於溫暖期的《詩經》中的記載，這就有些失之偏頗了。他是這樣詮釋“有條有梅”的：“此《詩》雲‘終南何有’，又云‘有紀有堂’，皆遙望之詞，非陟終南，而歷歷指數之也。則條、梅皆非樹名，梅當與枚通，小樹之枝曰條；其莖曰梅。蓋秦山無樹，但有灌莽鬱蔥而已。望終南者，遙矚其山阜之參差，遠頜其荊榛之蒼翠，以興望君而韻慕之詞。故曰：其君也哉，亦遙望而讚美之也。”這一推論顯系公羊手法。其實，《詩經》本身已經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梅，就是江南之梅，開花結實，可以食用，而且時人以梅之開花結實作為男女求婚的時節，亦可見梅樹的種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由“其實七兮”到“其實三兮”到“頃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實熟落的過程。為何可以把梅詮釋為“小樹之莖”？“有條有梅”之條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謂條或柚或楸。但因不產於北方，又推論條即小樹之枝條，亦屬大謬。“有條有梅”相對而言，梅為楊梅，條則為柚。許慎《說文》亦明確指出：“柚，條也，似橙而酢。”
實際上，直到漢代，桔與楊梅依然可以在關中種植，而且，除此兩者外，還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龍眼（桂圓）、香蕉（甘蕉）、檳榔、橄欖、留求子、蜜香樹等多種南方作物在關中落戶。《三輔黃圖》卷三《扶荔宮》曰：“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西京雜記》卷一說：上林苑有“梨十（種）……棗七（種）……梅七（種）……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樹十株”。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曾對此也有詳細描述：“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從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線看，在這一歷史時期，其南線出現北移現象。據有關專家研究，當今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的南界大體上東起連雲港附近，經商丘北跨黃河，沿黃河北側高地西伸，這條線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隱定的封凍現象。但在春秋西漢時期，河流冬季穩定封凍線北移大概至今山東曲阜一帶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據《左傳》、《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記載，在關中地區及曲阜、洛陽地區，於魯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無冰”記載；《後漢書·五行志二》也雲：“庶徵之恆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不記錄雲。”李賢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凍要比河邊出現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溫度還要低。這種氣候狀況與梅樹所指示的情況基本吻合。
另外，這一時期，渤海灣地區還出現大範圍的海侵現象，據有關專家考證，這與當時氣候之溫暖不無關係。《漢書·溝洫志》記載：“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譚其驤等專家認為，王橫所言，乃是發生在西漢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當於今渤海灣西岸的天津、寧河、寶坻、武清、靜海、黃驊六縣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區，即這次海侵的範圍大體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線附近，方圓數百里。直到東漢中葉以後，海侵地區的海水才漸漸後退；東漢末年，海陸形勢基本恢復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地區仍然人煙稀少。因而這一地區出現了西漢中葉以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遺存在年代上的中斷現象；而且在這一區域的七裡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漢代文化層內發現大量的孔蟲殼體，其組合可能代表一個穩定的沼澤湖環境。[4]這些都表明，溫暖、多雨是當時氣候的一個重要特色，王橫所言“天嘗連雨，東北風”，當不是孤立現象。
由上所述，我們不僅對漢代的氣候條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還可以注意到這種氣候條件已經對這一時期植物的生長與分佈發生了重大影響。同樣，它對於其他生態因子諸如植被、土壤、水資源以及農作物佈局、產量等乃至生產方式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
兩漢時氣候條件的相對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