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隨著封建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開始出現，商幫經濟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發展，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關於宗族教育與商幫經濟關係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引言
明末至清代，由於農業經濟的商品化和工商業的發展，中國封建經濟逐步向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和官僚經濟過渡。在這一經濟過渡程序中，在全國範圍內，逐漸形成了以地域為特徵的十大商人集團，即所謂“商幫”。這些商幫大都由商業宗族構成，具有濃厚的宗族色彩，他們在對封建末期的社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的同時，也給宗族教育帶來了深刻變化。近年來，已有學者考察了“十大商幫”中晉商、徽商、閩粵商、江浙商等的宗族教育①，而對於其他商幫的宗族教育則較少涉及。本文試以江西樂安縣流坑村董氏宗族為個案，闡述明清時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進而探討商幫經濟和宗族教育間的互動。
一、流坑村社會文化與宗族教育傳統
流坑村坐落於江西中部樂安縣丘陵山區的一個盆地，是董氏單姓聚居的一個大型村落，現有村民4500 人左右。發源於東南山區的烏江，環繞該村，向西流經永豐恩江，至吉水而匯入贛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這條江是流坑村聯結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五代南唐昇元年間( 937 -942) ，董氏先祖自樂安縣東北的宜黃縣徙居此間，墾荒拓殖。靠著辛勤的經營、良好的自然條件和對宗族教育的重視，流坑董氏家族愈益壯大，宋代時漸成為科甲聯中、仕宦眾盛而雄於江右的巨家大族。流坑村因董氏家族歷史發展悠久，歷千年而聚居一村，且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國傳統農村的耕讀文化，而有“千古一村”之美譽。
北宋初年，天下甫定，朝廷為加強中央集權，偃武修文，大開科舉。董氏第 3 代祖先董文廣率先涉足科場，並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明法科中選。因年事已高，三調官皆不赴。又宋慶曆四年( 1044) 以前，各州縣尚無官學，士人受教育主要靠家塾私庠，文廣在與胞弟文肇商議後，乃創辦桂林書齋，決意“以儒名家”。由是，“悉出金帛，多營書史，大啟黌舍，招延學徒，士自遠方多歸之。”
[1]不數年，族中崇文重教蔚然成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 1014) ，文肇四子滋、湘、淵、淳全部中舉。次年，董淳進士及第，成為流坑董氏榮登進士第一人。此後，董氏“登科之儒，累累相續”[2]。景佑元年( 1034) ，董洙、董汀、董儀、董師德、董師道叔侄兄弟 5 人同科登榜，一門五進士，名噪一時②。皇佑元年( 1049) ，董汲、董偕、董儞和董唐臣又四子登科，同中進士。
兩宋三百年間，董氏一族進士及第者有 26 人，其中北宋18 人，南宋8 人。每貢舉之年，董氏“預薦名或七或六，或五或四。自祥符八年乙卯至鹹淳七年辛未，擢進士科近三十人，武舉、特奏、世賞異路而仕者不與。”[2]祕書省丞董傪、監察御史董敦逸、參知政事董德元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又靖康元年( 1126) ，宋廷以金人大舉入侵，“詔特設一科，以謀略取士”，時讀京師國子監的董藻“名選第一，時稱武狀元”[3]。據同治十年( 1871) 纂修的《樂安縣誌》載，從宋初到宋紹興十九年( 1149) 樂安置縣前，境內共出進士 52 名，其中流坑董氏有 21 名，佔40% ; 又解試舉人 72 名，而董氏佔了 47 人，達 65%[4]31。近 200 年間境內科甲半數為董氏所佔，可見其科甲之盛。
科舉業的昌盛，使董氏宗族形成了以科舉入仕為取向的濃厚文化氛圍。村中除設定諸多家塾、書屋，延師課教本族子弟科舉制藝及詞章之學外，還廣為科舉入宦者興建各種紀念性建築，如北宋時為董文廣一門“五子聯科”建“五桂坊”，南宋時為“恩科狀元”董德元建“狀元樓”，此外還有“宰相狀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爵坊”等各種紀念性牌坊。
這些樓坊建築，在向他人炫示董氏人文之盛的同時，也為族中子弟營造出一種好學上進、光宗耀祖的濃厚氛圍。在這種科舉文化氛圍的浸潤下，董氏子孫多寒窗苦讀，以求他日仕進。
科場競爭畢竟激烈，許多人雖皓首窮經仍名落孫山，於是便選擇返鄉從教，期冀子孫將來能遂己之志。例如流坑“道學之宗”董德修一家，其父董雲舉科場失意，“惟以義方教子”[3]，其兄仲吉科第未舉，遂居家講授。德修本人曾三赴漕試，皆鎩羽而歸，遂隱居力學，教授於鄉。與一般授館塾師不同，德修為陸象山的入室弟子，故以倡教陸氏心學為己任，“終日靜坐，潛心理窟”[5]，最終成為南宋著名的“槐堂諸儒”之一，人稱“心齋先生”。《宋元學案》亦有其傳。此外，族中也有一些仕宦罷官或辭官歸裡後，隱居村中施教講學，成流坑宗族教育的優秀師資。
在與流坑村相距咫尺的曾姓板橋村中，尚有著名的西山書院。西山書院因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真德秀曾就讀於此十三載，並以西山為號，而名揚四方。據《樂安縣誌》載，宋末文天祥亦曾訪寓於此，並題有詩句。西山書院雖系南宋知名理學家曾豐所建，為其講學之所，但因曾、董兩家世為姻戚，關係融洽，故董氏族中子弟亦有不少就學於此。
元朝入主中原後，竟有 30 年未開科舉，致使眾多流坑士子望而興嘆。但即使如此，村中長輩仍“力以詩書敦勖後進”。以後實行開科取士後，董氏因為家學淵源深厚，而“授業於外者八九十人。三歲大比，較藝棘圍者不下二三十人。”[6]
二、明清時期流坑村宗族教育的發展
入明，政局平穩，社會安定，江西經濟逐步發展，流坑董氏也逐漸成為一個三四千人的強宗大族。由於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贛江―鄱陽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貨物與客商流通量不斷增大，江西本地商業日趨繁盛，乃至最終形成一個勢力很大的“江右商幫”，壟斷著江西境內瓷器、藥材、木竹、茶葉、夏布、紙張和大米等名特產品的經營。流坑村位處贛江上游烏江河道由湍變緩、由窄轉寬處，又是縣邑的水陸衝要。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董氏依託其所處的地理之便，藉助強宗大族之勢力，漸漸把持了烏江上游的竹木貿易，併成為江右商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竹木貿易等商品經濟活動的推動下，流坑村宗族教育出現了幾個新的重要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