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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傳播的視角審視文化帝國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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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論述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以及理論缺陷,然後提出了兩種相對立的觀點。筆者認為,雖然這個理論備受詬病,但依然有很強的生命力。筆者以西方媒體炮製的“中國威脅論”作為論證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有效性的一個例證。

從新聞傳播的視角審視文化帝國主義理論

關鍵詞:文化帝國主義 中國威脅論 陰謀論與依附論

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

在傳播學領域,可能沒有哪個理論能像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那樣被冠以如此多的稱號。翻閱一下國際傳播學領域的相關學術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曾經被稱為“文化同質論”、“電子殖民主義論”、“媒體帝國主義論”、“結構性帝國主義論”等。儘管稱謂不盡相同,但卻涵蓋了文化帝國主義論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發現,大多數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研究把電視、電影、報紙和廣告等傳播媒體置於研究的中心地位。①於是有學者把文化帝國主義等同於媒體帝國主義。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國主義的創始人Schiller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定義被廣泛地批評缺乏精確性。英國學者Boyd-Barrett把媒體帝國主義定義為“一個國家對其媒體的擁有,控制並且向其他國家傳遞其資訊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一個單向式的行為”②。這個定義又被廣泛地解讀為內涵過於狹窄,忽略了對文化這一變數的考慮。而非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當前的國際傳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問題,他們更願意從媒體帝國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問題。③在研究方法上,非馬克思主義學派傾向於運用量化的方法來考察媒體的效果。

美國的大眾傳播學界更傾向於用數量統計的方法研究國際傳播領域資訊流動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學者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存在。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歐洲更具有影響。筆者認為,雖然媒體可以從文化中被萃取出來進行單獨的分析,但媒體本身並不存在於一個真空環境裡,媒體的所有權、經營權和媒體產品的內容製作等無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儘管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在美國傳播學界遭到批判,但筆者仍然認為這個理論有其合理性。本文擬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論證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內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與爭論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它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當時關注這個理論的學者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非常適合解釋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還為正在聯合國激辯的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序的爭論提供了理論基礎。當時無論是支援還是反對建立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序的陣營都認為公民對資訊的使用與經濟增長成正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佈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檔案表達了開發中國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傳播秩序的強烈願望。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傳播與文化控制》一書中給文化帝國主義下了一個內涵非常模糊的定義。Schiller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社會被捲入現代世界體系,並且這個社會的上層被這個現代世界體系所吸引、或者被壓迫並且有時被賄賂來改變自己的社會體系以便使自己的社會體系符合世界上佔主流的世界體系觀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義由於內涵模糊並且廣泛而被學者賦予許多不同的解讀,並受到眾多學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界定更加簡單與明晰。他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國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或者生活方式強加給其他國家的一個可以證實的過程。⑤Beltran給文化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對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國主義論的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國主義

“新聞就是一種文化。”⑨二戰後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國家文化控制的強烈抨擊也與新聞的流動相關。但把新聞作為一種文化並納入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卻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從新聞的流動視角來考察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學者。Meyer採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的日報對國際時事的報道。Meyer發現這些非洲與拉美國家依然大量依賴西方的通訊機構提供的新聞資訊作為各自媒體主要的資訊來源。重要的是,Meyer發現這些非洲與拉美國家因為嚴重依賴西方通訊社提供的新聞資訊而開始採用西方的新聞價值觀來對國內事件進行報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問題。Meyer做了一個比較研究發現,這些國家採用的不結盟國家通訊社提供的新聞則是更多地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因此,Meyer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正在大規模地複製但並非完全採用西方的新聞價值觀,而且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通訊社的媒體依賴並未導致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⑩

Meyer的研究有兩個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並未涉及西方傳媒大國的傳播政策層面,而恰恰是這些建立在政策基礎上的新聞流動政策可以最好地體現文化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實質;其二,Meyer所得出的結論過於簡單,因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國家過分依賴西方的新聞資訊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後果,而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難以進行實證的問題。本文在以下部分對這兩個問題做一個補充性的探討。

資訊自由流動政策——“陰謀論”的體現。國際傳播領域的新聞貿易不可避免地與資訊自由流動理論牽扯到一起。資訊自由流動主義的鼻祖是現代自由民主理論的創始人米爾頓與密爾。自由民主理論認為對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輿論市場中充分競爭才可以實現。因此,不受任何人為阻礙的資訊流動以及言論自由是每個公民實現對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儘管自由民主理論是米爾頓與密爾針對當時英國國內的現實而提出的一種理論,但它的追隨者執著地認為這個理論可以推廣到國際傳播領域。他們認為,國際間的資訊自由流動可以促使許多國家建立民主並且有效地消弭國家間的爭端。而戰後新的通訊技術的發展也使這個理論的追隨者認為任何旨在妨礙資訊自由流動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戰後著力推廣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推行這一理念的現實原因並非僅限於推廣民主與消除國際爭端,而是為自己的媒體巨頭獲取超額的利潤。時任國務次卿Benton宣稱:“美國國務院將盡其所能,用政治與外交途徑打破其他國家阻止美國的新聞通訊社、雜誌、電影以及其他傳播媒體在國際市場上的擴張……促進資訊自由是我們外交政策有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