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說·經傳·經變引言
1983年第一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我曾提交了《中國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的來源--且談"變文"之"變"》的論文(載《敦煌學輯刊》1983年8月創刊號（總第四期）。)那篇論文，提出瞭如下的一些主要論點一，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於中國本土早在先秦已經成熟確立；二，楚漢"辭賦"是梵文"經偈"異質同構的對應形式；三，中國佛教之"偈贊"，名為"梵唄"，實系楚漢之聲；四，"變文"即唱導化俗的"談辯"、"應變"之文。
這些論點中，第一、二兩點，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蘭州學刊》所載之《試議拓展敦煌學研究的空間》一文，以及他與寧強、羅華慶合著的《中國敦煌學史》之有關章節中表示欣賞；第三一點曾有朱綠梅（案：即王小盾）《也談敦煌講唱詞的音樂淵源》一文（載《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1期，總第七期。）提出質疑，而且我也有針對的答辯；（牛龍菲《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答朱綠梅》，載1985年第2期，總第八期《敦煌學輯刊》。）第四一點，至今尚未見有人評論。
在我自己，於那篇論文的四個主要論點中，最覺不滿的是第四一點。
當時雖已認為："變文之變，當有非文體概念的其它含義。"但終覺在未找到"經變"確切語源的情況下，我"以一變字而兼及辯、變二義"之有關其功能的論說，難逃"牽強附會"之譏。故於"變文"一端，只是"且談"，而未敢專論。
在我心目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切名謂，總有其固有的語源。
"變文"一語，不要說"至今還沒有找出譯文或對音的梵文"；（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原載1981年第2期《中華文史論叢》，可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上冊第285頁。）即使是找出了譯文或對音的梵文，也當如王重民先生所說："變字在漢語內應首先具有相適應的意義"（同上）。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漢語中找出"變文"之"變"的真正語源，其意也向未有確訓達詁。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烏魯木齊"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一九八五年學術討論會"上，筆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學術討論會之後，又曾見有北京《讀書》1988年第4期金克木《"變文"的"變"的來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饒宗頤《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之《從"睒變"論變文與圖繪只關係》等文。這些論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張鴻勳先生《變文研究評述二題--敦煌變文研究回顧與思考之一》所說：不過"表明從古梵語中尋找變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結束"而已。此外，還見有廣州《華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變文的南方源頭與敦煌的唱導法匠》。此文雖然在隋代吉藏《中觀論疏》中找到了"釋此八不，變文易體，方言甚多"的文字，但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僅如此，姜先生所謂"因為博通眾典，在唱說時遂對正式的經文文體加以變通，從而應變無盡。這是最廣義的變文概念"之言，也並沒有超出本文當年的論說。
若干年來，我一直留心於此。從本文第一次成稿的1985年5月至今，我也依然在注視著有關此一問題的研究動態。綜合考量，我依然堅持如下之或許可以供同人參考的意見"變文"之"變"者，實系中國固有之"經·說"、"經·傳"、"經·變"之"變"。
一，"經·變"之制乃中國固有
中國固有之"六經"《易經》、《書經》、《詩經》、《禮經》、《樂經》、《春秋》，（案：《樂經》已亡。）正如梁啟超所論："古書槧於竹簡，傳寫甚難，故凡著述者文皆極簡。《老子》僅五千言，《墨經》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義豐而文約，而微言大義，皆在口說。"（梁啟超《墨經校釋》，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版，第二頁。）《墨子·經上》有言："說，所以明也。"故《墨辯》有《經上》篇，又有《經說上》篇；有《經下》篇，又有《經說下》篇。《韓子·外儲說》亦有《經》、《說》之制。此正如梁啟超所說："欲明經，當求其義於經說。"（同上。）此《經》、《說》之制，先有晉人魯勝《墨辯注序》發明，（《晉書·魯勝傳》存其《序》說："《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後又有唐人杜牧言之，（《樊川文集·答莊充書》說："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案：這裡所謂"百家之說"的"說"，便是"經說"之"說"。）"自樑（啟超）氏篤守此例，乃能將經與說之關係，確定而不移。"（範耕研《墨辯疏證》，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版，第六頁。）近人欒調甫先生又更指出："蓋《墨辯》之有說、辯，猶因明之有立、破。"（欒調甫《墨子研究論文集·平章胡墨辯之爭》，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35頁。）至此，"依經以辯理"、"錯綜經文以盡其變"，（語出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爰俞雅辯，暢辯微理"（欒調甫《墨子研究論文集·墨子要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97頁。）的"說"、"辯"（"變"）功能，遂大白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