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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紅樓夢》兩個英文譯本文化資訊傳遞的比較-基於歸化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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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紅樓夢》;歸化;異化;文化資訊傳遞

關於《紅樓夢》兩個英文譯本文化資訊傳遞的比較-基於歸化和異

[論文摘要]藉助歸化和異化的分析視角,比較了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兩個英譯本在傳遞文化資訊方面所採取的處理原則和方法。在對《紅樓夢》兩個譯本中牽涉到文化因素的一些隱喻、明喻和典故等翻譯進行分析後,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考慮到不同的翻譯目的、文字的型別、作者意圖以及讀者物件,“歸化”和“異化”兩種方法都能在目的語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價值,翻譯中文化資訊的傳遞不存在“歸化”和“異化”之爭。

一、引言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它不僅涉及語言的轉換,而且涉及文化的轉換。傳統的語言學家把語際翻譯看作對不同語言符號的診釋或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並且強調等值的重要性。而在翻譯實踐中,僅僅從符號本身出發尋求語言之間的轉換形式,往往很難達到意義上的等值,甚至可能導致交際失敗,所以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翻譯研究越來越向文化的方向發展,出現了f3assnett和Lefevere所主張的文化轉向。他們特別強調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認為翻譯的基本單位並不是詞,也不是句子,甚至也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從翻譯角度來講,我們所說的“文化”是指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或者一個民族的全部活動方式。它包括一個民族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官僚制度、風俗習慣、文學藝術、語言等。不同的民族文化淵源不同,因此各民族之間彼此的性格氣質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自成一體。而西方文化的主源則是希臘神話及聖經,英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把《紅樓夢》這樣一部代表中國文化背景的鴻篇鉅著翻譯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語傳播到西方國家所遇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

《紅樓夢》從成書到現在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其間曾數次被譯成外國文字,以饗外國讀者。目前已有十餘種外文譯本和節譯本,其中有兩個版本影響較大:一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翻譯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種是戴衛.霍克斯(David Hawks)和約翰.敏福德(JohnMinford)合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譯文中楊憲益先生採用了“異化”的手段來處理語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譯文中儘可能地保留源語文化。而霍克斯為了避免中英兩種不同文化的衝突則採用了“歸化”的翻譯原則和方法。如果考慮到作者的意圖、文字的型別、翻譯的目的和讀者的要求這四個可變因素,我們認為,“歸化”和“異化”均有其存在和應用的價值。

二、歸化、異化概念內涵

鑑於文化方面給翻譯帶來的困難,中西翻譯理論家們都嘗試著提出了一些理論性的指導原則。一般來說分為兩種對立的意見,即所謂“異化”與“歸化”。前者主張譯文應以源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後者則認為譯文應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就翻譯中涉及的文化轉換而言,我們可分為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和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這兩種原則和方法。

美籍義大利裔學者Venuit高舉解構主義大旗,在《譯者的隱形》一書中,對歸化翻譯的種種弊端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力創異化式或阻抗式翻譯(resistant translation),以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Venuit可以說是異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翻譯要“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後殖民翻譯學者Robin。認為,“一個‘好’的譯本總是要保留原來‘外語’文字中的某些有意義的痕跡”。從歷史上講,這種觀點與‘直譯’和‘字譯’相關聯,只是沒有自譯派那麼極端,因為它並不堅持在翻譯中格守原文句法序列中個別詞語的意義,但卻堅持要保留原味。好的譯文“必須有異國情調”,“必須兼顧兩面,一則當然力求其解,一則儲存著原作的風姿。”

Nida可以說是歸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對等”的概念。他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出發,把譯文讀者置於首位,並且仔細分析源語資訊的意圖。Nida在各種不同場合,重複他的這一觀點,即“譯文基本上應是源語資訊最切近的自然對等”。對Nida來說,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的目的是,譯文的表達方式是完全自然的,並且可能地把源語行為模式納人譯文讀者的文化範疇。這種關於翻譯的概念不強調讀者為了理解源語資訊一定得接受源語文化模式。他提出了“功能同構”的策略作為解決的方法,以求在不同體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