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的年齡明顯比在場的聽眾與組織者們年長很多，在一色穿著考究的人群中，很難看出這位一身簡樸的灰黑色夾克，腳穿一雙泛出層層皺紋的皮鞋的長者就是全球影響力投資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掌管著超過150億美金的社會影響力基金Carvert Foundation(凱威基金會)創始主席Wayne Silby(施偉恩)先生。
2015年4月23日晚，在清華經管學院一隅的MBA案例教室裡，施偉恩先生絲毫不為講臺教室太小而沮喪，有人玩笑，影響力投資在這裡完全沒有影響力，對此他不以為然的聳聳肩——十多年前在美國影響力投資也是個笑話，而今天在美國從白宮到哈佛，人人都在熱議影響力投資。
我們都該捫心自問——什麼才是我們真正想做的, 是讓金錢自己追逐金錢?糾結於6%或者7%的回報?還是換一個維度 —— 回報當然很重要，但金錢只是工具，而不是掌控者——施偉恩先生開門見山。
社會價值投資的傳道人
清華演講之後，我原想約他再單聊一會，但施偉恩先生馬上還要飛香港，年屆70的他完全看不出老態，依然馬不停蹄的輾轉世界各地，像影響力投資的傳道人一樣，儘管他已經退出了凱威基金會的日常事務，還打趣說我也失業了，像年輕人一想要找工作，但看起來還有太多的事情等著他。他謝絕了同一時間斯坦福大學的演講邀約飛赴北京，他告訴聽眾，在美國相關討論變得過於常規，毫無新意，而在中國，關於社會價值投資的故事才剛剛開始，說不定因著此行自己又成為未來中國領軍的某家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的理事，施偉恩先生笑言。
社會責任投資的先驅們還的確是些宗教人士，施偉恩先生回溯到一百多年前，那些以社會責任為投資標榜的聲音主要來自宗教人士，他們強烈反對投資涉足菸草、酒精、賭博之類的企業。在之前的採訪中，施偉恩先生曾提到自己如何從大學時代追求經濟獨立到走上社會價值投資的道路，他玩笑般的回憶起早年的全球旅行經歷——目睹人間的苦難，有如佛陀，他哂然又馬上打住，在這個世俗化的時代，宗教的說辭已經不夠有新意，也不夠普世，在清華MBA案例教室申述他的理念時候，他只是簡單就事說事，訴諸常人的道德直覺。
而今天社會價值投資早已有了新的理論與戰略。當下社會價值投資主要採取持股者遊說股東行動主義策略(shareholder activism)，基於專案可持續性研究發起倡導或杯葛、採用社會風險資本與社群投資等策略。說到股東行動主義策略，施偉恩先生津津樂道當年電腦回收還在業界聞所未聞，廢舊電腦所造成的重金屬汙染還只是環保主義者小圈子的話題，凱威基金會旗下的投資人作為主要電腦公司的小股東，主動遊說主要電腦商戴爾、惠普、IBM實現廢舊電腦回收。只有戴爾的老闆邁克爾-戴爾敏銳的意識到這是個機會，一經他採納，很快這便成為業界標準，“你一旦做了，別人就會跟進”，小持股人也可以撬動大公司。
揣著沃頓文憑的華爾街逆子
在另一段採訪中，施偉恩先生打趣地說，七十年代當他揣著沃頓商學院的文憑和同伴們在華爾街分享他們關於社會影響力投資的視角時候，還沒從68年青年人叛逆浪潮中緩過勁來的華爾街同僚們滿臉怪笑——看啊!那些傢伙還沒從毒癮中醒過來!或者動輒給他們扣上社會主義者的帽子。三十年多後，他創辦的凱威基金會已經成長為管理著150億美元的基金會，今天，超過1.8億美元投資給分佈在80多個國家的超過200家非盈利或者社會企業。投資人可以選擇自己所投資的期限和要求的收益率——儘管往往低於一般回報率，但選擇社會價值的投資人們不會被忘記，去年凱威基金會發布了報告，追溯了20年來，該基金會累計十億美元的社會價值投資來自誰的慷慨解囊，它們去向何方，為地球村帶來了何種變化。凱威基金會的特別之處還在於他們提供一種叫“社群投資債券”的投資產品，從20美元起，其期限有多種，最高回報率為 2%，是極少的一種散戶投資人可以通過交易賬戶直接購買的影響力投資產品，在教育、廉租房、公平貿易、健康、國際小額信貸、小企業、女性賦權等領域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講座PPT結末，他還不忘展示“佔領華爾街”的圖片回敬——提醒大家那些年輕人為什麼要上街。世界是豐富的，華爾街的邏輯顯然不夠完善。而他並不是要取代什麼，他不過試圖補上那些盲點。他堅信，在很多時候社會價值與資本回報二者可以統一起來。
沒錯，他締造的凱威基金會投資了很多資本市場嗤之以鼻的專案，譬如在南非為HIV攜帶者提供醫療保險——他們是保險市場上最劣質的投保人，但他們更亟待醫療服務。美國人往往不信任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直到今天Obama Care依然麻煩不斷，所以說服投資人還是大有希望的。他們還投資了政府購買的專案——一個旨在讓保釋出獄的犯人更好的融入社會而不再度入獄的保釋金專案;以及遏制未成年媽媽出現的專案，這可能佔Calvert投資額的3%~5%，施偉恩先生聳聳肩，為什麼不呢，正是這一小筆投資讓整個投資環境與生活環境都改善了!
嚴格的資金經理
但施偉恩先生顯然不是一個到處撒錢作秀的土豪，作為投資基金的合夥人而不是企業的管理者，他也是影響力投資基金的股東，基金表現與他直接掛鉤，他並非拿別人的錢去慷他人之慨。賺錢與拯救世界兼得——這聽起來太過於美妙。對於所投資的社會企業家，他有著嚴格的標準，並非聽任對方博同情、賺眼淚。在凱威基金會，對專案的可行性與社會影響力他們有嚴格的評估體系，儘管並非一成不變的死板套用。譬如在有機殺蟲劑專案中，因為其對食品安全的意義顯而易見，專案評估時根本沒有死板的套用社會影響力評估指標。即使滿懷激動人心的視野與想法，他依然提醒大家有效的管理才是實現想法的關鍵。但過度沉溺於管理則會視野愈加狹窄。事情在不斷變化，造成社會影響的投資視窗期可能很短，要把握轉瞬即逝的機會成為及時雨;在實現盈利時更要有耐心 。
時下施偉恩先生的精力越來越多的轉向中國、非洲。中國從民間到國家已經走出普遍貧困狀態，不僅對於私人股權投資還是對主權投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樣適用，如果鄰國無購買能力，一國的生產能力和出口則完全沒有實現價值的渠道。中國的熱錢到處都是，在夏威夷召開的“戰略慈善與影響力”大會就有國內富商兩三千萬美金解囊贊助。在施偉恩先生看來，中國缺的.主要是新的思考方式與新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