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是一位具備史才、史德和史識的歷史學家。《中國通史》是呂思勉的第二部通史著作，由於成書於國難當頭、日本侵略中國最危急的時刻，所以《中國通史》在很大程度上肩負起了呂思勉期望的宣揚民族文化、砥礪民族士氣的重任。在本書的出版序和緒論中，我瞭解到呂思勉先生的生平，和他所處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在那個民族生死攸關的年代，在漫天硝煙中，先生為滿足大學歷史教學需要，嘔心瀝血編寫此書，留下了堪稱經典的通史。
與同時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中國通史》在內容和思想方面都有著自己的`顯著特點，備受世人關注。上編主講文化現象，下編則按照歷史順序加以串聯，在理亂興亡的同時講歷史知識更系統地進行梳理，敘述中兼有議論，上下兩冊各自為篇，相互貫通，採取了一種新的體例，即將政治和經濟文化平行敘述。有評論家認為“這種體例表面上是把政治軍事和經濟文化割裂開來，實際上卻是將政治軍事的發生放置到了文化發展的內涵中，並且從根本上解釋了幾千年來政治發展的內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突出了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不僅使我國幾千年來的文化自成系統，而且使政治軍事是通史，社會經濟文化也是通史，可以說是別具一格、新穎獨特。”
歷史到底是什麼？是前車之鑑？什麼是前車之鑑？答曰：昔人所謂而得，我可以奉為模範；如其實測，便當設法避免；這就是所謂“法戒”。呂思勉先生告訴我們，世上沒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知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這正是史學之所求，對以往的事實加以解釋，用以說明現社會，因以推測未來，指示我們進行的途徑。
先生在抗戰時期編寫此書，對於抵抗外來侵略的歷史尤為重視，比如講兵制、講朝代更替、講民族對外戰爭都有所側重。不僅用簡潔易懂的語言講歷史，更是帶著讀者去探尋歷史事件背後的“理”，瞭解歷史的真正形態。在當時艱苦的治學條件下，能遍覽古籍，用淵博的學問理出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脈絡，成此作品，這種精神和能力，是吾輩所遠遠不及的懂得民族的歷史，從歷史中找尋審視現實的視角，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和智慧，是我們樹立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徑。我輩仍需努力，不忘歷史，不忘初心，將民族振興的重任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