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六晚上22:00，央視中文國際頻道(CCTV-4)暑期檔大型互動節目《“寶慶尚品“我與中國第一次親密接觸》將播。在本期節目中，外國留學生將來到南京，以報社實習記者的身份，尋訪78年前侵華日軍進逼南京之時，曾設法救助過中國人的外籍人士的足跡和事蹟，並將他們撰寫的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總導演關正文說，這段歷史，特別需要國際化的、有國際人士參與的這種敘事的加入。
歷史：戰亂中的“諾亞方舟”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當時的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與留下的外僑一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安全區位於南京市西北角，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是一塊只有4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區。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鼓樓醫院，美、德、英、日大使館及許多政府機構、高階公寓、私人洋樓都在安全區範圍內。到1937年12月16日，難民所已發展為25個，後來居住難民人數達25萬。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於1937年11月19日。在1937年11月29日所列入的成員名單中，共有15名委員，分別來自美、英、德、丹麥4個國家，其中美國人7名，英國人4名，德國人3名，丹麥人1名。這些西方人士在南京的義舉以及救助難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詳細經歷，一度並不為人所知，直到近年來隨著學者研究的深入才漸漸浮出水面。
在慘絕人寰的人間浩劫前，西方人士的人道主義精神可歌可泣，至今令中國人民感佩不已。“這期節目我們想要傳播的理念和宗旨就是：面對戰爭、面對法西斯、面對殘酷的暴力等等，人類共通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關正文說，“同時，我們還想傳達的選手對於這些當年留在中國的西方人士的感受，這裡面也包含了一種對中國的情感以及對中國人的情感。因為今天學漢語的留學生，他們未來的一生也會和中國產生各種各樣的聯絡。那些78年前在中國的這些西方人，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他們樹立了一種榜樣，那就是跟中國人以及跟中國的關係。”
尋訪：感受救援者之無私英勇
外國留學生到達南京的第一站，是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又稱江東門紀念館)。對他們8位而言，這裡都是第一次來。
來自紐西蘭的羅斯文和來自德國的安東雷站在遺骸坑前久久駐足。看著直達屋頂的檔案牆，來自挪威的卡美拉眼眶溼潤，她說，這些不涉及立場和觀點的檔案，真實地反映了那段歷史。每開啟一個檔案，讓她感覺遇難者的肉體和靈魂好像都被埋在了那裡一樣……實習記者們迫切想要知道，面對如此嚴酷的戰亂，那些西方人士當時為何會留下來?有的則想了解他們曾經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還有人決定連夜就做好採訪提綱。
安東雷要尋訪的人是拉貝。在他留下的德文日記中，安東雷看到了一個有條理、有計劃、有幽默感的“南京好人”。作為安全區的主席，拉貝不僅要管理難民的飲食、醫療等現實問題，還要和各方溝通談判。在安全區裡，拉貝和其他國際人士共救援了約25萬難民。在住宅中，他還保護了600多名難民。對於住在他院子裡的難民，即使糧食緊張，他也至少保證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頓稀飯。所以，只要拉貝一出門，大家都跪在地上，叫他“活菩薩”。但對拉貝來說，這些跪拜他的中國人，讓他“難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俄羅斯留學生愛文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經參加過二戰，因此此行頗有些“繼承家族傳統、追尋祖先精神”的意味。他來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希望瞭解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事蹟。蘇軍飛行員技術精湛，在1937年11月22日南京首戰中即擊落日機。愛文發現，在戰鬥中不幸捐軀的涅日丹諾夫中尉和他幾乎是同鄉。涅日丹諾夫犧牲時只有24歲，和自己年齡相仿。“在俄羅斯，我們說，英雄必須為人所知。那些在抗戰中幫助過中國的外國人，他們也都是中國人民的英雄。” 他單膝跪地，為中蘇飛行員獻上一束鮮花。
波蘭留學生嚴立行說，二戰的時候波蘭也發生過很多和南京同樣的屠殺事件，所以他想做一個對比：人類應該從什麼角度來看待戰爭?這次嚴立行一直在尋找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馬吉用一架16毫米家用攝影機，祕密將日軍的暴行拍攝下來。這是迄今唯一留存下來的南京大屠殺影像。
來自美國的於中美此前對魏特琳的瞭解只有一點點，“只知道魏特琳是一個教授，她做出了很多貢獻。”她實地去了中國第二檔案館、拉貝故居找到魏特琳留下來的書信和日記，還有她用生命來守護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老照片，並且拿著這些老照片走進今天南京師範大學，看到當年的100、200和300號樓依然完好，老照片上的場景和現在能夠一一對應上。“英雄有不同的種類，我覺得魏特琳是一種不同的英雄。她沒有去打仗，她是保護。”
留學生們還訪問了92歲的陳桂香和89歲的餘昌祥這兩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去檔案館查閱史料、尋訪南京安全區難民收容所舊址等。據介紹，整個過程總共拍了超過600小時的素材。
“要特別感謝南京方面把所有的相關史料開放給我們，這也正好符合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灌輸，不直接給結論，要讓老外自己去發現，直接去感受，自己獨立地完成表達。我們也非常感激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在中國的這些西方人士，他們對中國人民當時所作出的幫助和貢獻，其實也是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一部分，因為這些救助是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是在死亡的威脅非常大的前提下完成的。”關正文說。
感悟：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
作為實習記者，8名外國留學生需要將自己尋訪的內容寫成文字，刊登在《現代快報》上。這對於他們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第一次，既緊張，也興奮，還有些嚴肅。
嚴立行最終的文章標題叫《人類歷史上的105分鐘》，指代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紀錄南京大屠殺的影像的長度。他說：馬吉從窗戶裡拍到了這些。我不敢想象，如果馬吉被日軍發現，他可能就會沒命，人類歷史上就永遠沒有那105分鐘了。“我們波蘭也有過跟南京大屠殺相似的暴行，大部分是二戰時發生的——卡廷大屠殺，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雖然是在中國發生的，但不只是中國人民遭受的暴行。”
他還寫道：在波蘭的卡廷大屠殺中，我們沒有得到救援，沒有來自外國的人去拍攝當時發生過什麼。如果當時在現場有馬吉這樣的人，我們波蘭的這段歷史有可能得到更有力的證實。文章結尾他說：這105分鐘在人類歷史上就猶如大海中的一滴水。這滴水折射出不堪回首的過往，同樣折射出了可貴的人性光輝。
來自挪威的卡美拉尋訪的是辛德貝格、京特博士。在緊張殘酷的戰爭時期，兩人不顧自身危險，不但救助難民，還拍下了當時的照片，讓大家知道了當時的南京發生了什麼。文章中她這樣寫道：戰爭是悲慘的字眼，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忘記它，歷史當中的戰爭是必須要記住的，但我想要強調的是，記住歷史不是為了恨，而是為了吸取教訓，避免再次發生悲劇，只有承認過去才能往前看。
安東雷在他的文章中說：拉貝先生最初選擇留下來時，並不知道自己能成為這麼多人眼中的“活菩薩”或英雄。這名普通的德國人，因為內心的勇敢和良知，做了他認為正確的事。結尾他引用了拉貝先生的的一句話——對於戰爭和一切暴行，我們“可以寬恕，但不可忘卻”
看到自己幾天來的尋訪變成鉛字，留學生們都很興奮。報紙出刊當天，他們來到報刊亭迫不及待地購買了樣報，細細品讀自己和小夥伴的文章。“沒想到自己的文章會刊登在中國的報紙上，這還是第一次。”嚴立行說。俄羅斯的愛文則特意買了兩份報紙準備帶回國給父母和祖父母看。
《我與中國第一次親密接觸》由中央電視臺和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聯合推出，實力文化傾情打造。節目中留學生感同身受，真誠溝通，也給觀眾提供了重新認識中國的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