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醫學專業畢業生人數大幅增加，就業壓力也在不斷加大。
一方面，城市醫療人才需求呈現出飽和狀態，很多“三甲”醫院招聘的學歷起點動輒就是碩士研究生，這讓很多本科生望而卻步，更不要說專科生了。另一方面，醫改後，基層醫療機構嚴重缺人，但由於工資待遇、工作環境等諸多原因，很多畢業生不願去。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醫改專家李玲2012年曾公佈了一組資料，“國家每年培養約60萬名醫學生，只有約10萬人能穿上‘白大褂’。”
城市大醫院進不去，基層醫院不願去。處於“夾縫”之中的醫學專科生何去何從?是放棄做醫生的職業夢想，徹底改行?還是選擇紮根基層，做一名普通的全科醫生?
據安徽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部門介紹，針對深化醫改後鄉鎮衛生院新的功能任務，安徽制定了新的鄉鎮衛生機構編制標準，重新核定了人員編制。通過競聘上崗和分流安置，目前全省鄉鎮衛生院空缺編制崗位人數為1.2萬餘人，這為醫學畢業生到基層就業創造了機會、留下空間。
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安徽採訪時瞭解到，基層醫療保障制度的全面覆蓋、新農合報銷比率明顯向縣級、鄉鎮醫院傾斜，以及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路的建設等措施的推進，為專科生在基層就業創造了廣闊空間，也為他們今後的職業發展搭建了平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將目光投向基層醫院。
他們為何選擇了基層醫院
今年7月，安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安徽醫專”)2011級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生程仁寶和劉燦就要畢業了。作為安徽省首屆農村訂單定向免費醫學專科畢業生，程仁寶和班裡其他230名同學一樣，畢業後的去向早就明確了——回到基層鄉鎮衛生院，當一名普普通通的全科醫生。
出生於大別山東麓的程仁寶，從小看著爺爺挖草藥長大，耳濡目染中，他也對醫生職業充滿了嚮往。大學聯考時，原本打算報考體育專業，看到有人在提前批次裡填報“免費醫學定向生”，他也改變了決定。
如今，程仁寶打算回老家——舒城縣萬佛湖鎮衛生院。
“根在農村，不可能完全脫離土地”。在他看來，讀了十幾年書，最終能夠心甘情願回來，除了割不斷的鄉情，還有鄉鎮醫療條件落後的現實。這座居住著4萬餘人口、多數年輕人外出打工的小鎮裡，留守的老人和兒童恰恰是有就醫需求的最大群體。
來自黃山祁門縣城關的劉燦，對大城市免不了有些嚮往，這位20歲出頭的女孩也曾夢想著像電視劇裡的女醫生一樣，“拿一份不錯的薪水，享受輕鬆的週末。”
“但現實是，城市生活壓力大，對於女生來說，基層慢節奏的工作和生活更適合一些。”劉燦看來，更重要的是，“工作穩定，一上崗就有編制，而鄉鎮衛生院發展前景也不錯。”
劉燦坦言，自己願意選擇基層醫院，還有另外一種考慮。她曾經在一家三甲醫院實習過，感受最深的是“醫患關係非常緊張”，即便是病人術後傷口癒合時難免的疼痛，一些家屬也非常介意，“不是醫生的錯也算醫生的錯，有時有理說不清。”
“相比之下，鄉鎮衛生院醫患之間很輕鬆。”在祁門縣一家衛生院實習時，她發現，病人只要覺得病情好轉，就會把醫生當作恩人，有時還提著雞蛋來感謝。“在這裡，能夠找到醫生的職業歸屬感。”
“對現在的醫學生來說，好的工作環境、和諧的醫患關係，是就業時都要考慮的條件，有時候，我們把這看得和待遇好壞一樣重要。”她說。
為了學生下得去，學校首先要“想得通”
六安金安區衛生局副局長儲諒諒認為，新醫改雖然使基層衛生院“起死回生”，但是人才出現了斷檔，鄉鎮醫院目前基本上由40歲以上的醫生撐著，25歲至35歲的年輕醫生比例極小。
“醫改之後，從每千名農業人口擁有的衛生員人數來看，鄉鎮衛生院嚴重缺編，但是各地編制控制得嚴，即使是縣級醫院，一些急需的影像、病理、藥劑專業人才也很難引進來。”廬江縣衛生局副局長陳明分析，從村衛生室來看，專科生更少，主要是因為沒有編制。
他坦言，縣與縣之間財政實力差別較大。雖然一些基層醫院引進了所需人才，但如果這些年輕人感到待遇低於期望值，一旦取得執業資格後，他們就可能跳槽，去發達地區的公立醫院或者城市裡的民營醫院。
其實，早在數十年前，安徽醫專就“不遮不掩”地提出自己的辦學方向——為基層培養“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實用人才。去年，這家學校入選了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典型50強。事實上，除了少部分定向生外，全校所有專業近3000名學生，基層就業率在60%以上。
該校就業辦主任陳謹認為，2009年安徽試點新醫改之後，基層醫院活了起來，醫學類畢業生就業方向發生了變化，重心開始下移到鄉鎮和社群，而安徽醫專的就業定位正是切合了這種大趨勢。
據安徽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部門介紹，2011年～2012年針對鄉鎮衛生院人員匱乏問題，實施全省鄉鎮衛生院公開招聘工作，連續兩年共招聘4124人，不過，錄用人員中本科生佔比僅為3%。“由於本科生‘下不去’現象較為突出，大專層次的人才在今後一段時期內，需求量估計依然較大。”
對此，陳謹分析畢業生就業情況時，注意到了更具體的.變化：醫改前，該校畢業生就業主要在江浙等沿海地區;隨著新農合等一系列政策的推進，安徽基層衛生系統和民營醫療機構的人才需求量增大，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選擇在家門口就業。
“但是，光有市場需求還不夠，對於學校來說，最根本的是要改變教育和就業的觀念。”陳謹表示，為了適應新醫改，該校大膽地進行教學改革，將傳統的“2+1”(2年在學校，1年在實習醫院)的培養模式，改為“1+1+1”(1年在學校，1年在教學醫院，1年在實習醫院)的培養模式，增強學生的臨床技能，使他們更加適應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需要。
不過，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畢業生“心甘情願”地下基層就業?在陳謹看來，這並不是喊喊口號、拉一幅標語就能解決的事，“要想學生下得去，老師首先要‘想得通’，轉換思維。”
為此，學校每5年開展一次全省範圍內的基層衛生系統調研，由校領導任組長、中層幹部和任課教師分組，到各鄉鎮實地調查。校長先做總結和反思，從上到下，逐層溝通，達成共識，再告知學生基層衛生系統最真實的狀況，讓他們堅定“基層大有可為”的信心。
在安徽醫專，在鄉鎮工作的畢業生經常會被請回母校，講自己的成長體會;每年暑期“三下鄉”，學校會把各專業學生拉到農村去，讓學生們感受基層對人才的渴求。
“腳踏實地走過來的，基本上都小有成就”
自己的學生在基層發展得好不好?這是安徽醫專口腔醫學系黨總支書記周孟平最看重的事情。
他曾對在基層工作5年以上的畢業生的發展狀況進行過調研，得出的結論是：“一直腳踏實地走過來的，基本都小有成就，而那些四處‘遊蕩’的學生，現在過得都不怎麼樣。”
2004年畢業的樑振如今已是肥東縣王鐵鎮衛生院副院長。現在，他和父親是同事。儘管他很早就從父親那裡瞭解到基層的情況，但是剛到衛生院報到時，“看到這裡的醫療設施和診療環境，心裡還是有些失落。”
“越是貧困落後的地區，越需要我們去，越能夠施展我們的才華。”回想起系主任郭毅的鼓勵，樑振決定先留下來試試看。“收入不一定高，但學到的東西肯定多。”他這樣安慰自己。
這所在他看來“平臺低了些”的衛生院，對醫生的基本要求不只是要懂治感冒、發燒類的多發病，內科、外科、骨科、婦產科都要懂。每天還要打掃衛生，中午值班，晚上完善病歷檔案。那段日子，樑振覺得，“時間似乎過得很慢”。
時間長了，樑振摸索出了一些門道，“當好全科醫生不是件容易的事”：病人踏進門，就要儘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如果沒有治療條件，就要做好轉診工作。
轉診需要考慮到更多東西。如何轉診、介紹病人到哪個醫院、怎麼掛號、找哪個科室的哪個醫生最好，各種情況都要考慮周全。
前不久，有位婦女抱著一個被蛇咬傷的小孩趕來救治，當時小孩已昏迷，前臂腫脹發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樑振立刻聯絡轉院。通過搶救，孩子終於轉危為安。
“在基層醫院，我們更像個全能保姆。”他笑言。不過，在這裡，樑振成長得很快。據他介紹，當年一道紮根到各地的十幾名同學，如今都被提拔為骨幹，其中4人成了衛生院副院長。
和樑振不同，安徽醫專2007屆畢業生儲諒諒畢業後進入舒城縣第二人民醫院，工作一年便取得執業醫師資格，可以獨立開展普外科常見病診治，進行基本手術操作。
但是，由於學歷不高，跟不上別人的工作節奏。後來，他通過專升本考取了安徽醫科大學，畢業後應聘在舒城縣新農合管理中心工作，經過基層的鍛鍊，2012年被提拔為六安市金安區衛生局副局長。
回顧自己從醫生到基層公務員的轉型經歷，儲諒諒感慨道：“專科教學偏向實用，適合在基層就業，而本科學習最大的幫助在於提供了理論指導，進步更快。”
和儲諒諒一樣，在蒙城縣移村鄉衛生院當了7年全科醫生的陳振也希望通過考試提升自己。醫改後，陳振的工資從每月600元漲到4000元。在他看來，雖然收入還不錯，但是不能“原地踏步”。現在，他打算報考安徽省特崗全科醫生，“如果考上的話，4年聘期內，每年可以享受不低於6萬元的工資待遇，這對提升業務能力和晉升職稱也有很大幫助。”
“基層醫院是最能讓我們青年醫生得到成長和鍛鍊的地方。說到底，待遇得到保障，上升渠道暢通，人才才能真正留得住。”他說。